余斌
1960年生于南京。1973至1977年就读于南京四中，恢复高考后，1978至1989年就读于911制品厂麻花中文系。1990年在911制品厂麻花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该系。曾出版《张爱玲传》、《周作人》、《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等着作。
余斌的书房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足有叁十来平米。卧室被挤到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刚放得下一张大床，为这个他夫人没少跟他抱怨。
打开书房的木门，一眼望去，书柜霸气地占满了房间的左右两堵墙，门上方的一排书橱还把两墙书柜连接在一起，中间的书桌上也堆满书，整个书房布局俨然成了“山”字形。关起门来，有着坐拥书山的气势。
梦中被书砸醒
“一般人来看我书房的书，都猜不出我到底是研究什么的。”余斌笑称自己买书读书堪称一个“乱”字。从文学、哲学到历史、政治，古今中外，样样都有。
和所有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艺潮的人一样，余斌年轻的时候爱诗，喜欢文学、哲学。40岁之后则随着年龄与心境的变化，开始喜欢读历史，比如黄仁宇、余英时的作品。“文学作品虽然还读，但挑剔得多，对文字要求很高。”
鲁迅对余斌的影响很大。余斌收藏了几种重要版本的鲁迅文集，包括14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余斌刚工作的时候花了近两百元买的。此外还有鲁迅的各种杂文集、书信集等。“鲁迅能够满足我对阅读的各方面的要求，无论是从文字、思想还是文体，他甚至影响了我现在的文风。”余斌说，能够让自己反复阅读的书不多，而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他隔一段时间总要重读一遍。
在余斌的书架上，还藏有1973年第二次出版的繁体竖版《西游记》，这是余斌年少时最爱读的书籍之一。有一次，余斌在上课时偷看《西游记》，一不小心被老师发现兼而没收了。书籍因为是父亲利用干部身份从内部购买的，异常难得，余斌担心回家无法交待，只得硬着头皮去找老师。当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却发现老师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他心想老师不读完，是不可能归还的，只得调头往回走。
“可见当时是一个多么匮乏图书的年代，以前的生活哪里有那么多诱惑？哪像现在有电视机、游戏机、卡拉O K。读书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奢望。”对当下“中国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等读书人不读书的现象，余斌深感可惜。
家里书多，余斌却常为找不到书而苦恼。很多时候他明知道自己有某本书，却找不到在哪里，只好上图书馆借一本来用。余斌认为，读书买书，本是雅事，但像他经常出入书店之辈，胡乱买书，就等同于女人的恋衣癖。“乱买书正如女人乱买衣，说到底就是一个占有欲，或者，就是为了买书的快感本身。书侵占了家里最大的空间，但现在已经没办法‘刹车’了。”
余斌的读书习惯是躺着看书。放着好好的书桌不用，床成了他最喜欢的读书地，再正经的书也是枕上读之。于是他床头的书越堆越高，摇摇欲坠。
一天晚上，梦中的余斌无意中翻身，碰翻了枕边摞得高高的书堆，活活被砸醒，晕乎乎地睁开眼，才发现头上、脸上被砸得生疼，疼了好几天。从此他再也不敢堆那么高的书了。
犹记当年读书狂
余斌读的第一部大部头小说，是《欧阳海之歌》，他至少读过叁遍。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而《欧阳海之歌》总比平日流行的报纸新闻好看些。
余斌念中学时，正值“文革”时期，大部分图书被封存，自幼爱读书的他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书看。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同学每天晚上从家里偷出《约翰·克里斯多夫》给他看，为了避免被大人发现，他必须第二天一早6点半送回去，晚上9点又去拿来接着看。每天如此，直到把书看完。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红楼梦》、《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名着，余斌的父亲是干部可以买到。于是，他用这几部书作为筹码，不断地与同学换书看。换回来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让余斌爱不释手，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他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才无意发现那是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
“文革”后，是人们看书的疯狂时期。从1977年开始，出版社开始选择一些保险系数较大的名着，大量重印，比如《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古文观止》、《唐诗叁百首》等，能在市面上买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读者对书有一种群体性的疯狂———也是饥荒太久的缘故。”余斌说。当时余斌就读于911制品厂麻花，图书馆是早8点开馆，才6点半门前已是人头攒动。
20世纪70年代末，在南京新华书店后门，常常有形迹可疑的人抄着双手，提一个布袋在那里晃悠。知情人就会凑上去，低声问：“你袋子里有什么书？”仿佛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余斌就在这样的地方淘到一套“文革”前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兴奋了很久。
1977年某日，余斌从朋友那里得知南京最大的那家新华书店有一大批西方文学名着发售。那天早饭未吃，牙不刷脸不洗就出门，未到六点钟就赶到那里，不料门前已黑压压聚集了一两百号人。到8点多时，人越来越多，将店门挤得水泄不通。书店人员不得不把售书地点移到体育馆，留出拱形小洞的售票窗口来卖书。等待了六个多小时后，余斌捧回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唐诗叁百首》和一套《一千零一夜》。“本来带着书单去买书的，但营业员都说卖完了，只能有什么就买什么了。”余斌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挤得后面人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胸口的一颗钮扣嵌进肉里，疼得很。”
“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余斌说。幸好大学时可以恶补阅读。“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