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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大力推介和资助下，文学“韩流”也蔓延到了中国国内。有韩国文坛常青树之称的朴婉绪的《非常久远的玩笑》、着名情感作家尹厚明的中国题材作品《敦煌之爱》、先锋作家崔秀哲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均已在国内出版发行。韩国作家崔秀哲说，虽然韩国也在强调文学“走出去”，政府出资支持文学翻译，“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被许多人接受。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对世界普遍形式没有充分的自觉，对新形式没有足够的探索，韩国文学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过分强调民族性，就会死守仅有的这块土地，反而会给文学创作造成局限。对于作家来说，既要深深扎根于生养自己的风土，又要试图超越，去追求普遍性和世界性。“中国作家余华的《许叁观卖血记》是一部在韩国颇受欢迎的作品，我认为这就是一部将风土性与世界性完美结合的作品。从中国的社会生活出发，表达了全人类的欲望。”崔秀哲说。

　　一些中国作家认为，文学“走出去”虽然是个重要的文学命题，但却不是作家应当关心的事。作家苏童认为，“走出去”是流通问题，流通要热闹，创作却要安静。一个作家的创作状态就像一个农民，农民只管种菜，有什么种子种什么，他根本不会管伦敦和纽约的菜场更需要茄子还是南瓜。苏童说：“近年来我们借助翻译进来的文学更了解世界，但中国文学却不被世界了解。所以大家的心情很急迫。但是，走向世界还是要看实力和时机，不要过于迫切。”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如果要实现‘走出去’，最优雅的姿态是‘收放自如’。在文化上，“收”、“放”都要有风度。一个作家，一本书，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最终能否“走出去”，归根结底要看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