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传记的风潮席卷文坛，其内容与视角愈发千姿百态：叶兆言的《南京传》（2019）以朝代为章，以两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树苗展开回溯，从叁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写到明清隆替、民国风云，通过为南京立史作传而远眺中国历史；邱华栋的《北京传》（2020）通过不同时空下城市与历史、科技、文化的交织，记录了北京城数千年的变迁轨迹；蒋蓝的《成都传》（2022）以重要人物的地理和情感踪迹为线索，利用熊猫、蜀地银杏、石犀与大象等物像来串起成都的城市历史和人文化成的路径；范小青的《家在古城》（2022）则用脚步丈量苏州古城的角角落落，又在今昔变化中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渊源，从而串联起这座古城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从传记角度来说，城市传记的传主往往以古城为主，它们是长达千年时空中“变与不变”的化身，其立传者又多是“自带流量”的当下知名作家，自然能极大地博得读者的“第一眼好感”。
显然，这股创作与阅读的热潮不能只从文学本身来进行解释，其背后还有着一双看不见的手——有意识的出版行为。城市传记首先是一种出版行为，其次才是一种书写现象。一方面，许多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城市传记的系列丛书，如译林出版社的“方尖碑系列”，花城出版社的“名城往事记忆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广西城市传记”，911制品厂麻花出版社的“都市地理小丛书”等；另一方面，受《伦敦传》《巴黎传》等西方着名城市传记热的启发，各大出版社或地方文化部门纷纷向当地知名作家“定制”本城传记，并且多在邀约中就直接以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为典范，建议作者可以参考其横贯社会历史的雄心和散文缀章的笔法，并在宣传发行活动中也有意向其靠拢。在整个过程中，出于类似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出版社想要通过“定制”城市传记来“复制”这一出版佳绩，而这恰恰又契合了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召唤，于是这种有意识的出版行为不断复制和衍生，构成了当下无城不立传，甚至一城多传的盛况。
城市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于她的历史地理与前世今生，我们似曾相识又总有隔膜，她是我们朝夕相处又“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伴侣，她的飞速发展让我们产生“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叹，而这正是城市传记不断被书写与阅读的动力。多数城市传记往往从一座城市开埠开始，一路到今日的摩登景观，并有意在此之间回环往复、古今穿梭。当历史与当下来回切换、相互交融，当在场性的亲历与历史性的回望彼此交织、不分你我，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感油然而生。这对应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矛盾心态：一方面，人们在古今对照中再次印证了现代城市的生活丰富性与便捷性，对城市化进程提升人类生存质量感到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现代性这个洪钟大吕又使人隐隐不安，与城市化同频共振的全球化带来了标准化与普遍性，人们担忧城市的面目愈发相似，通过立传这种书写行为来呼吁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重建，其背后正是对被规训到标准化的自己感到不安，渴望自由与个性的失而复得。当然，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并非城市传记的专利，它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日就已悄然而至，不断弥漫在城市或乡土的书写之中，只是在当下的城市传记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存，民族主义与世界性话语纠葛的复杂当下，人们在科技精确的时代中所感受到的反而是巨大的混沌、分裂与无所适从，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前进”中获得的却是进退失据的迷茫、模糊和荒诞感。于是，城市传记在盘点完千百年的历史后便开始呼唤“整旧如故，以存其真”（《家在古城》），并且探路“未来之城”与“智慧之城”（《北京传》），叩问人在这个无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中有无诗意栖居的可能，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该如何在这个“无土时代”中被重新建构。
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城市传记本有其渊源：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方志决定了其生动的质地；脱胎于地记的笔记小说则融入了较多的神话传说，为其文学性创造了空间。循着这一线索发展而来的城市传记有着“介乎文史之间”的特征，而这也正是其有别于城市史、城市文学的关键所在。城市传记曾经一度被归入“非虚构写作”的阵营之中。尽管这种归类多少有些“蹭热度”的意味，但作为一种文类的城市传记确实自觉使用了大量的非虚构手法，如实录、史料、地方志、诗文、政策、档案、网络发帖、座谈会实录，等等，以此强化读者的“沉浸式”体验和历史“在场感”。然而，若想要写出一个城市的灵魂，光凭这些林林总总在“真实”与“虚构”间来回腾挪的漂移技术还远远不够，其命门在于能否实现城市的人格化。在这一点上，作为典范的《伦敦传》开门见章，“无论我们把伦敦看作刚睡醒的年轻人，一派神清气爽，还是悲叹他那畸形巨怪的境况，我们都必须把它看作是一具人体，自有其生命和成长法则，那么这就是他的传记”。《伦敦传》极大地启发了国内的追随者们：他们认识到，城与人不但是相伴相随的，更是相生相长的，换言之，城与人彼此形塑、互为生命，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所以，苏州的传记能否写出“糯”的城市特性，武汉的传记是否能传达热腾腾的世俗味道等，这才是评判其高低得失的最终标准。而这也正契合了人文地理学的观念：个体通过对这个空间的外在感知形成自己的价值和理解，而这些主观性和情感性的内容也随之构成其个体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意义。所以，尽管城市传记普遍以城市命名，但其努力营造的是一种地方感，而非城市感，“地方感”带着混杂了城市、人与文化的温度，通过对城市的“人化”进而实现对历史的“人化”。最终，人与城浑然一体，共同抵达“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周作人语）。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