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论”“元气一元论”“元气本体论”的探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人性”“人道”找到根源和根据。换句话说，元气论都是用来解释人性、人事和政事的。生命的二重性取决于阴阳之气，人性的善恶取决于清浊之气，人的寿夭祸福亦取决于气。总之，这个“元”都与“人”有关，最后都落实到“人之道”之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思想观念。“形上观照”“追求于元”“仰俯天地”，其最后都是为了“人”“人道”“人事”。“元”最终不与“人”“事”相脱离，而且紧密相连，这是“气论”的价值取向。儒家“顺阴阳”的目的是要落实到“助人君”“明教化”“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语）等经世致用之上的。换言之，儒家追问天道、天理的目的是要求人最终去思考它并最终落实在人性教化和社会治理之中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语），此之谓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此之谓也。天道人道一也。
老子的“道论”又何尝不是最终为了反思“社会人道”的呢？老子痛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这样一种逐步下落的过程。他要通过“以道观之”的方式去展开对“社会人道”的反思和批判。
老子认识到了天地无所偏私，其本质在于它是超越人为好恶的偏私和出于某种目的性偏爱。这种品质亦是圣人的品质。老子称这种品质叫“不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5章）天地对待万物恰如草编的小狗那样，任其所用，任其自由。而圣人对待百姓亦是如此，使其“自化”“自正”“自富”“自朴”（57章）而不加以干涉。天道与人道通贯者也。老子认识了天地之道无私的本质，并深刻指出只有无私，才能够使事物长久并最终有所成就。这种品质亦是圣人的品质。老子称这种品质叫“不自生”。老子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天道与人道通贯者也。老子认识到了天道的精神在于减损多余的去补足那些不足的，而人道却与天道相反，干着减损已经不足的去增益原来就非常充余的事情，这是一种人道违背天道精神的做法，因而遭到老子的坚决揭露和猛烈批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77章）
我们通过“贯通于世”这个问题的讨论，以此来帮助大家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由气论与道论表现出来的“形上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取向。弄清楚这一点你就可以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映出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类型。在西方哲学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还是笛卡尔的“理性”，抑或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被称为“形而上者”的存在，是完全脱离现实和经验的。他们会将这种存在加上一个修饰语或叫作“绝对”，或叫作“纯粹”。其目的就是要强调这一“形而上者”与任何具体事物的独立性和脱离性。西方哲学思想是丰富的，但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是西方哲学几千年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观念。诚如现代英国西方哲学家怀特海所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和比较中西文化时往往就是于这种主流思想而言的。
因此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中根本就不可能具有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始终是要将“形而上者”与现实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贯通起来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一系列的“合一”，例如“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道器合一”都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所谓“合一”就是“相即”，就是“不二”，一句话，就是“不分离”。这才是中西思想观念最大的不同点。
人类的生存、生命的延续是中华文明思考的基本问题。如何保证生存与延续，中华文明对“向内”“向人与人相处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于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对“人性”之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修身”的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语），此之谓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54章），此之谓也。这种道不离世，道不离人，道不离事的“道事相即”“体用不二”“明体达用”思维方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最基本的特征。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911制品厂麻花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