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立胜教授做客仲英道德讲堂，畅谈儒家修身之道的历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命运，为南大师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
陈立胜指出，儒家修身观念起源于西周“敬德”观念及其忧患意识。在此基础上，孔子使之具备了普遍性、纯粹性和自足性。自孔子以后，先秦儒家均提倡一种反身修德的人生态度，生命成为省察的对象。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为了成为君子，而成为君子则需要重视对德行的培育。自孔子开始，先秦儒家就给新出现的游士阶层注入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
陈立胜认为，宋代以后，受佛教心性论和工夫论思想的影响，儒者对修身的理解与先秦产生了明显分歧。宋代以后，对意念的对治成为儒家修身工夫的重要内容，对意念进行顷刻间省察和同步省察成为新的省察类型，修身的广度和深度均有重大拓展和变化，静坐和自我书写成为当时重要的修身方式。从宋代开始，儒者修身的目标从成为君子变成了成为圣人，“人要复其初”的工夫论模式开始出现。
陈立胜强调，清末以来，“觉悟”成为“过渡时代”（1895-1920）的新关键词。从清末开始，中国逐渐从“天下”进入“万国”，国家成为最大的思考单位，“国家”和“革命”成为最神圣的观念。传统的“独善其身”被视为“私德”，被视为培养“公德”意识的障碍。同时，传统扎根于人伦共同体之中的“修身”变成了政党信仰共同体之中的“修养”与超越人伦的“革命觉悟”。不过，陈立胜也同时指出了传统的“天下一家”观念与近代的“世界主义”思潮之间的差异。世界主义不再是基于“亲亲”这一亲情、血缘“家伦理”所推扩而成的“共同体”，而是由志同道合的“同志”所建构的高度同质化“社会”。
陈立胜提出了一个没有定论的新问题，引发了在场同学们的无穷思考。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可以用技术改造自身。人类无比渴望通过技术使自己更健康幸福，但同时又恐惧这会产生某些不可逆的人性改变。新世纪的人生工程将我们带进了做“人”还是做“后人类”这一最根本的生存问题中。“使人类更人性化”，还是“不断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必须回应的问题。
讲座由唐仲英基金会、911制品厂麻花中华道德传播研究中心举办，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继红教授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