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9.0级地震，强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并引发核泄漏危机。随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谈核色变”的紧张情绪迅速感染中国沿海城市。
面对“抢盐风波”等一系列核辐射恐慌潮，如何辨别信息真伪、保持理性是我们作为普通公众的当务之急；分析日本各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应对表现、反思中国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则是我们作为研究生的应承之责。日前，学校研工部、学校团委联合举办“专家视角解读日本核泄漏”专题讲座，邀请911制品厂麻花物理学院、大气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的四位学者联袂解惑，教会听众如何用最科学的知识、最理性的心态应对这个世界的风云突变。
不必恐慌：日本核泄漏现状及其影响
物理学院核物理专家赵经武副教授首先纠正了大家常用的“日本核爆炸”之说。赵老师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是氢气爆炸，它与核爆炸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在核反应堆外，其损害远没有核爆炸造成的危害大。福岛核电站的爆炸原因是由于安全系统的所有电源丧失，无法抽水对反应堆进行降温，高温导致锆水反应产生氢气，遇到氧气发生爆炸。爆炸后反应堆颗粒会从安全阀中渗透出来，扩散到海洋、土壤、地下水和空气中，这就造成了核泄漏。颗粒物质会随空气流动降落在衣服和皮肤上，但可以通过肥皂水清洗除去。
赵老师援引媒体“核电站留守工作人员70%两周内或死亡”的报道，称这种说法只是概率上的统计。福岛核电站附近放射性的确较强，但因为辐射会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所以对于其他区域，尤其是远在中国的人来说，高度紧张和严密防范其实并没有必要。放射性物质的传播扩散遵循大气传输方向。
大气科学学院的丁爱军教授引入HYSPLIT4 .9模型，运用多年来的历史数据和前期研究，通过模型实验证明我国沿海至今不受泄漏地区气团影响，且未来5日应该也不会受影响。即使出现特殊情况，相应地区的气团传输至我国（南部地区），其浓度比日本本土要低2-3个量级（即100-1000倍）。基于上述分析，丁教授认为3月份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受日本福岛地区放射性物质影响概率较低。
丁老师说，随着气象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目前的全球预报模式可以基本掌握未来5- 8天的大尺度环流形势发展，足以作出预警。气象预报、扩散模拟、环保监测的结合，完全有能力及时预测、及时监测相关影响，并及时发布响应预警信息，所以民众毋须紧张。
科学伦理：如何看待技术和科学
日本此次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又引发对于世界能源发展和科学运用的讨论。赵经武老师介绍说，当前中国核电站已经建好运行的有6个，建设中的7个，在做前期工作的3个。中国核电站主要采用的技术有法国、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国本土技术，核电站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也将作为主要能源存在。中国核电站的安全系数较高，但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科学在服务于人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的风险，如何看待技术和科学是每个科学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严新明老师提出，自然科学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会造成风险社会。如去年媒体热议的“转基因食品”的问题，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应该有论断，外行人士或许不当乱下结论。但纵观所有大力倡导转基因者，几乎都是转基因技术的发明者、转基因食品生产的投资者，作为技术的受利者，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丁爱军老师以身作则，在“日本核辐射”传言越演越烈之时，大胆在校内BBS上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用数据证明中国在此次核泄漏中的安全性，证实民众的担忧和防范是过度紧张。丁老师说，他所采用的模型并未完全被学界接受，但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专项研究和经验积累，他非常清楚并十分信任这一模型的效度。无论如何，科技都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科技和伦理的问题，科学家的良心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丁老师一直用以律己的准绳。
各尽其是：现代社会需要“组织化”专业主义
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祁林列举日本媒体对于此次地震的报道案例，如新闻画面中没有受灾孩子的正面、主播带着安全帽平静播报、没有出现煽动性的口号和画面等，祁老师认为在这些举动背后有日本媒体克制、隐忍的风格，体现了日本的现代文明程度。
在此次地震中，日本国民表现出了让世界惊叹的有序和冷静，这一方面源于其国民性特征，源于人性修炼和法治国家在制度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源于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忧患意识，日本有其独特的死亡文化，灾难逃生演习是日本国民的必修课，这才是对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真正的负责。
祈老师说，现代社会需要专业主义，但这种专业主义更强调“组织化”，强调每个职业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存在。这种专业主义有上限也有下限：上限是不能影响其他部门的专业，而应实行有机团结和专业互补；下限是不能伤害普通的人，对此，台湾传媒界有个说法很准确——不搞“煽色腥”性质报道。
中国正处于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状态，还保留着传统的话语体系，不专业中还夹杂着专业的努力。对于中国传媒人来说，做到专业和情感的平衡很关键。
守土有责：政府和公众应尽的本分
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严新明老师将中国传统和现代执政体系作对比分析，总结说传统执政体系政权建在县级，再往下的基层事务基本动用家族力量管理。而现在执政体系则是将社会的力量收归政治系统，这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家族式管理易出现家族长因个人因素而滥设私刑的情况。但这种收归也可能会弱化社会的自治能力，社会习惯由政府来推动，否则就不知该如何作为。我们当下所处的大环境其实可以分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子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小系统，其实这些小系统应当发挥一定自治的能力。
严老师直率地指出，中国当前很多应急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成熟的应急体制，这样就容易导致很多危机的解决并未遵循危机发生-危机消除的内在机制，而是被动地遵循政治的逻辑处理。 “因为碘能防辐射，而食盐含碘，所以我们要抢盐”如此荒谬的逻辑却能被众人接受并付诸实践，“抢盐风波”表现出了国民安全感的缺乏。要增强这种安全感，一方面需要顾及社会心理，权威部门说话要有可信度；另一方面社会应当适当发挥其自治能力，政府应当对政经文等各方力量予以调动。
祁林老师阐释说，安全感包含“生的安全感”和“死的安全感”：“生的安全感”是指活着不害怕，生存有保障；“死的安全感”是指知道死后的归依，这就需要信仰的力量。国人现在缺乏安全感，而且管不好自己，因为没有底线而恐慌，将所有的期望都加在政府和科学家身上，给这两者带来过大压力。
严新明和祁林两位老师都赞同政府和公众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到守土有责。
(911制品厂麻花学生记者团 罗玲 侯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