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耗时10年、分3批出版、长达78卷共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南京出版齐全。至此，世界上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最翔实史料集出齐。
中国内地的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启动较晚，上世纪60年代在911制品厂麻花起步，80年代从建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起初步展开，2000年以后形成规模。史料集的出版，成为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据该史料集主编、911制品厂麻花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介绍，6日出版首发的是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第56卷至第72卷，另附特辑6卷。张宪文表示，这一批史料集内容主要从海外收集而来，绝大部分都是英文、日文、意大利文、俄文翻译材料。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时苏联、意大利等各个国家的新闻报道，东京审判控方、辩方材料，日本官兵日记、书信、军方文件等。
加上此前的55卷，张宪文认为史料集已基本完整：它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一手资料，涉及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种文字，其中2/3的史料是此前少见的重要文献。
张宪文说：“它可以全面反映真相，对日本右翼的进攻将是一个‘重磅炸弹’，也有助于各国公众进一步认清历史事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也表示，史料集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使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立于国际前沿。
美英苏德日意报道，组成大屠杀证据链
■1937年12月-1938年1月 各国媒体报道
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并开始在南京及其近郊进行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
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被要求在12月15日前撤离，日本方面一方面在本国媒体上刊发粉饰太平的假新闻。一方面控制中国的舆论，要求自12月15日之后，上海所有的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不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准登载，目的就在于掩盖日军在南京人神共怒的罪行。
但真相很快通过《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西方媒体公诸全世界。
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信息封锁状态下各国媒体的报道，编撰者们奔赴美、英、德、日、俄、意、丹档案馆等机构，使《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达到“集大成”的目标。其中，苏联、意大利的媒体报道是首次披露。
“我们想看看大屠杀在世界上产生了什么影响，想关注一下更多的国别他们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的报道，也可以反击日本右翼说世界上都不知道（大屠杀）这样的说法。”张宪文说。
意大利报道
南京城墙化为碎石
南京沦陷前夕，1937年12月10日，作为同盟国的意大利《新闻报》如此描绘南京的美丽图景：“古老雄伟的应天府城墙长达35公里，围绕着这座城市，其紧闭的城市从日落到日出，为每一位徒步旅行者开启。除了城墙以外，还有郁郁葱葱的陡峭山丘，珍珠色的娇小湖泊，以及湿润整齐的方块状田地。在城墙以内，也有田地在房屋和道路之间蔓延，越靠近市中心，这些田地越是被不断扩张的城市取代。老城区的街道和新城区的街道，以及和西方大城市的道路同宽的极长的直路两边都是商店、民房和临时房屋，人们安乐地在这里经商、生活——睡觉、煮饭、喝汤。”
不过这样的祥和很快就被打破，首当其冲的是首都外围的乡村，“几枚炸弹击中了浦口的中心地区，被袭地区的房屋消失在硝烟和爆炸产生的火焰中。当硝烟散去，大火无处不在地蔓延，传递着毁灭的信息。”“10日晚，日本人从光华门进入了南京城……上海时间12点30分，在日军发动总攻击之后，南京高15米宽15米的城墙已经开始变成碎石了。”
苏联报道
光华门毒气战
据苏联《真理报》消息：“12月10日晚间，日军在对南京第一次进攻时使用毒气。”
但日本媒体的报道却无耻地将该行径推到中国军队头上。《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1日共同发布了日本同盟社的消息，“10日半夜至11日拂晓，占领光华门的伊藤部队正面遭遇了欲夺回城墙而拼死反击的来势汹汹的敌兵……很显然，在这场夜袭中，垂死挣扎的敌军使用了毒气弹进行抵抗，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标题是“卑鄙！竟施用毒气”。
尽管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就被迫撤离，但他们在大屠杀头两天的所见所闻，已经骇人听闻。12月16日塔斯社伦敦消息，“《每日邮报》记者留在南京直到最后一刻，他离开前看到300名中国军人在沿岸旁的城墙边被日军处死。河边布满中国军人的尸体，街道上尸体多到汽车得从这些尸体上碾过才能通行。”
24日塔斯社驻汉口记者报道，“从南京回来的外国人说，日军首先抢夺难民并强暴妇女。据他们说，在头四天日军就杀了数万人。在难民营中，日军恣意枪杀许多年轻人，借口说他们是中国军人。在上海，日军在四个月内杀了超过41000位平民。”
26日塔斯社汉口消息，“据那些外侨说，在南京中央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日军射杀。所有外国人，包括记者及从南京逃出的难民，揭露了日军血腥屠杀平民的暴行。”
29日，塔斯社驻伦敦记者援引了英美报纸的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以及《纽约时报》记者杜丁都报道了有关日军在南京的罪行。杜丁写到，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2天，大规模抢劫、强暴妇女、杀害平民，以及枪杀已成俘虏的中国军人。南京变成了恐怖的城市，街道上遍布尸体。这些被杀的人中，有很多是老人、妇女及小孩。很多受害者被刺刀刺死。随着黑夜来临，日军见人就杀……美国医院也难逃日军轰炸。”
1月26日，塔斯社驻纽约记者援引《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报道，“日军在上海实行新闻检查，不准外国记者报道在南京城有关‘败坏的日军’这类的报道。”汉口消息说，“美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前所未有的暴行提出抗议，日军不准外国人到南京，就是怕被揭露其极端残忍的暴行以及对平民的凌虐。”
日本媒体
追踪报道“百人斩”
从搜集到的史料看，虽然意大利媒体对日军的屠城罪行只字未提，但日本媒体丝毫不忌讳报道日军的惨无人道。
比如震惊中外的“百人斩”暴行。《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日日新闻》等多家日本媒体都进行了追踪报道，将两名狂魔称为“勇士”。
1937年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第1版首次报道《百人斩竞争！两少尉，很快已经达到80人》。次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对二人的访问：“记者试探性地说，‘这件事情要是在报纸上报道的话，来说媒的人可是一下子就要踏破门槛的哟！’没想到这两位斩杀了八十多个敌兵的勇士听到这话后满是胡须的脸竟羞得通红。”
日本方面还在本国媒体上刊发粉饰太平的假新闻。12月14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发来自南京的报道《妇女从公用防空洞里爬出来》，并配发大幅照片，报道南京妇女获得皇军“解放”后“欣喜与感激”的场面。
德国盟友也遭日军洗劫
而据德国外交部方面的资料，即便作为盟友，在华德商和侨民依然不能避免被洗劫的厄运。
1938年1月11日，德商礼和洋行在致南京德国大使馆的信函中称：“我们位于中山北路244号的房子，带有受德国国旗保护的明显标志。在大门口贴有德国大使馆的证明，清晰可见，在大门和边门上还贴有日本大使馆的证明。尽管如此，12月19日上午11时，有5个日本士兵侵入我们的车库和房子，强行开门，在那里停留了约1个小时，带着物品驾着我们的汽车朝南离去。”这些“物品”是一辆福特汽车、两只轮胎和一架“特罗纳”牌蔡司相机。
据德国领事秘书霍特的记载，拜耳公司的损失也很惨重。“南京西康路43号新河公司过去的营业场所已被全部烧光，那里只留下断垣残壁，存放在那里的货物已全部损失。”德商孔士洋行位于中央路392号的房子也被洗劫一空。
骗百姓进行良民登记，集中到广场机枪扫射
■1938年1月-1940年代
民国时期的报道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有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之一是：如果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中国政界、舆论和出版传媒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反应？
历史事实是，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虽然日方极为严格地封锁消息，中国方面依然利用艰难获取的少部分资料，对发生在南京的日军暴行，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多位不同身份的幸存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刊也在暴行发生后期及次年问世，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类出版物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通过文章和著述深刻揭露和痛斥日军暴行。
据张宪文介绍，第三批史料集首次披露了当时的民国刊物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这些史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派的谬论，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佐证。
幸存者见闻录广泛传播
1938年1月18日，有大屠杀幸存者由南京逃出抵达武汉，中央社记者前往访问日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当时的《珠光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据目击者回忆：
“自是日（1937年12月13日日军破城）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敌方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部队，乃不顾国际信义，公然违反国际救济委员会行政，冲入难民区内，按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辄捆缚而去，适于日内，每日均有十余卡车满辆非武装人员，向城外驶去，总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以后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屋内发现，敌兵认为形迹可疑者，立时驱往新街口广场上，一律以机枪击毙。”
“将近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见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谋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背，即不准住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参加登记，目睹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一般民众，亦并不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甘余分钟后，忽闻机枪声连作，可怜成千成万无辜市民，竟惨遭毒手。”
正义出版社所编的《日军暴行实录》也以亲历者见闻记录下大屠杀过程。“还有一件最惨的事，便是江边预备过江去的难民和行李，堆满了沿江边有三里多路，站立在江边要搭轮或渡江的，不下九万余人，谁也没有料到只有三天便被东洋兵攻进了城，当敌军机枪部队出挹江门，直接便到江边。只闻呼兄唤弟哭声震天，敌军毫不迟疑，架起机枪，咯咯地四射，一刹时血流成渠，尸积如山，可怜这九万余人，无一幸免，无一得生，有的饮弹毕命，有的跃江丧生，滚滚长江，万头攒动，诚不知几许无辜，随波逐浪，葬身鱼腹。”
南京，一具血淋淋的艳尸
沦陷后的南京，在会计师白芜的笔下是“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艳尸。”
他所著的《今日之南京》一书于1938年11月25日由重庆《南京晚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印了15000册，售价三角。他将其在《南京晚报》上连载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及陷落后的南京城状况报道，共85篇汇集成书，在当时的山城造成了很大的反响。
其中一篇《一家十五口变成千万条蛆》的文章中说，由于死人太多，来年初夏，整个南京城散发着奇臭，在门西，由于人烟稠密，气味更加厉害。在一个加了日军封条的房子里，发现了十五个死尸。“床下两个女尸，一母一女，都在轮奸之后被杀了的，肉都差不多烂完了，脏腑积满了千百个苍蝇，一个孩子死在地下，血肉黏贴在地板上凝固了，铲也铲不起来。白须老人倒置在水缸里，泡得半缸的蛆。连处置这些尸首的力夫出来都是一脸的泪。”
沦陷后，日施行毒化政策
《今日之南京》中还摘录了一篇发表在上海报纸上的英国人A·斯密士君对日军施行毒化政策的报告。
文章中说，“南京素来是没有毒品买卖的，国民政府从根铲除了这种恶罪，自日军进城后，鸦片贩卖立即重新开始了，许多日人和在日军胜利后从下流社会突然出现的中国人，现在正在这里做鸦片买卖。”许多被日军强奸的妇女也被迫挨家挨户叫卖鸦片。
日本工厂还以鸦片代替工资，“被日人雇用的中国仆人所受到的报酬一部分就是鸦片”，那些抗议这种办法的工人都被枪毙了，被说成是“反日”。
“含有毒质的日本香烟在南京日益增加地出卖着。”一种很有名的日本香烟含有少许海洛因，许多人争购这种香烟，把其余都割掉，把烟嘴在锡盘上烧着来嗅这种烟味。
而留美博士许传音在东京审判中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组织开设大烟馆，允许公开买卖鸦片和麻醉品。”日本人的毒辣用心可见一斑。
911制品厂麻花历史系副教授姜良芹对中方史料很熟悉，在她看来，此次搜集的日伪时期的市民呈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南京沦陷以后，政府处于空位期，包括南京市政府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了，南京新的统治机构还没建立起来，当时安全区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拉贝他们这些人充当了管理的职能。后来日本开始改变战略搞地方自治，1938年1月1日成立了一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三个月以后，成立了维新政府，1940年又成立了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南京在被日本人统治的8年期间，先后成立了这样几个机构，这几个机构总要有一些运作，做一些事情，不管它做这些事情的政治用意如何。当时有老百姓开始给他们写一些诉状请求救济，我们把这叫‘呈文’。有些呈文是抗战时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尽管写得比较隐晦，但也依然看得出来大屠杀期间，无辜的家庭成员被拉夫，其实是被杀掉，房屋被烧毁这样的情形。”
比如，1938年6月27日，38岁的孀妇王刘氏所呈：“氏之长子，复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拉差拉去，迄今数月余，音信无踪。剩下氏及子女各异，均在幼年，在难民区内，日以施粥两餐度命。现该区业经解散，迁回原址，家中房屋又被焚烧一空。”
再如，1938年7月22日，杨马氏所呈：“氏夫及长子于去岁在难民区内惨杀，所遗次子小团子，年十六岁，生活无着。”
又如，1940年3月10日62岁的江宁徐史氏所呈：“窃氏夫徐炳南，素依机业谋生，兹因事变时枪杀身死。氏子徐焕斌，见父身死，前往救获亦被枪伤身死。”
“包括自治委员会的第一任会长陶锡叁，他是日本人选中的、比较中意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依然被日本人抢了，而且抢得很厉害。”姜良芹说。
这些呈文散落在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中，此次整理出上千份，时间比较连续，写给自治委员会的，写给维新政府的，写给汪精卫政府的，还有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写给国民政府的，各个时期都有，这些呈文以幸存者证词的方式留存在不可磨灭的大屠杀历史中。
市民请求救济的呈文：另一种证词
■1938年1月-1940年代
日伪时期的市民呈文
日本军方绝密文件佐证大屠杀
■1946年
东京审判
学者们注意到，此次首发的史料集收进的东京审判庭审原始记录，不仅有检方的控诉，而且有辩方的辩护，体现了客观公正的态度。比如，《东京审判书证和苏、意、德文献》这一卷完整呈现了受害方、加害方和第三方的书面证词。
“控方和辩方的史料同时收入，客观地反映事实，才有说服力。”张宪文说。
书证第205号是留美博士许传音的证词。作为世界红字会副会长，他负责组织掩埋满街惨遭日军残害的死难同胞的尸体。他在证词中说，“据我最乐观的估计，在南京沦陷前后，在所有的抵抗完全停止以后，被杀害的人数不会少于20万。”
书证第3304号，是一份1939年2月日军陆军次官有关陆军部队的绝密通令稿。文件表示了对由事变地返乡的日军言行不克制的忧心。
文件中称，“（返乡日军）夸大战场悲惨情景，为了试图显露自己消息灵通，乃至任凭军中机密事项外泄；这些人为了其所说之事动听，竟夸张说军纪风纪松弛，等等”，“这些不当言谈不仅成为流言蜚语之源，而且有损国民对皇军的信赖，破坏国民支持皇军的一致性等等。其危害甚大。”
该文件同时附有《由事变地归来的军队军人之状况》一书。其中记载了返乡日军很多“有必要予以注意”的言谈：
&苍产蝉辫;“在战斗中我最喜爱的一件事是掳掠。在前线，长官对掳掠行为是视若无睹的。”
&苍产蝉辫;“我们擒获了一家四口。我们玩弄这家的女儿就像玩弄娼妓一般。但当她的父母坚决要女儿回到其身边时，我们就杀死了他们。我们继续玩弄这个女儿直到部队开拔时才停止，还将她杀死。”
“在约半年的战斗中我懂得了两件事：强奸和盗窃。”
“如果对参加战争的军人逐个进行调查，可能发现他们全部犯有残杀、抢劫和强奸之罪。”
“我真不想再去打仗了。那些战死者的命运真是悲惨。”
东京审判中，日本外交官、东亚事务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对大屠杀的叙述轻描淡写，但也承认了日军暴行的确存在。他在证词中说，日军进入南京后，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也从上海返回南京的岗位，“向外务省递交的第一份报告就是有关当地我国军队暴行的”，“外相对此事感到警觉和担心，敦促我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查禁此类不光彩的行径”，敦促后，“暴行案例越来越少”，次年，也就是1938年1月底左右，“南京暴行就绝迹了”。
炮兵少尉大衫浩作证称：“我注意到在城里只有很少的居民受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京城，但是我能看出来，整体而言，这座城市被原封不动地保护了下来。我没有看到有火烧的痕迹。”“我没有听说过任何对于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动或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经常被说成是日本士兵所犯下的罪行。”日本方面如上述拒不承认大屠杀史实的证词有很多，史料集均原封不动地收录进来。
美国南京领事区副领事麦克伦，以他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在南京写的日记作为书面证据。
1937年1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讲的是恐怖经历，但我既不知从何处开始，也不知在哪里结束。我从未听过和看过这样的残暴。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夜晚至少有1000起，白天也有许多。”
12月29日，“日军进城时，市内的建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破坏，但自那以后商店被抢劫一空，且大多数被烧毁。太平路、中华路，实际上城市所有主要的商业街都成了一片废墟。在城南，大街后面的大片地区也被烧毁。每天我们都看到新的大火，不知何时这种野兽般的破坏才会结束。”“在日本人保证人身安全后，自首的人没有几个返回安全区，其中一个人说，他们被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他们的身体显然证明了这一说法。”
至此，78卷、4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齐。从世界各国媒体对大屠杀的报道，中外历史资料，幸存者的见闻，日军官兵日记，再到东京审判中的取证，整个南京大屠杀的体系呈现出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撰写一部《南京大屠杀全史》。”张宪文说。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的不幸是有了这样一位“芳邻”，而遭受着空前的洗劫。我们无数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
——郭沫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