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相伴半个世纪，书给我带来了什么？一句话：改变命运，享受人生。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祖辈世代务农。跳出农门，远离贫穷，是我早时心中的梦想。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哲言，母亲“知识装在脑子里，别人偷不去、抢不去，读好书，才有可能走出山村”的教诲，是我读书的最初动力。
“文革”风暴导致我学业中断，但对读书的爱好，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停止。每到夜晚，在农家昏暗的灯光下，我手捧着当时所能找到的几本书，有滋有味地读着。《林海雪原》、《晋阳秋》、《水浒传》等书不知看了多少遍，书不仅是我的精神食粮、兴趣所在，更多的是承载着一个农家少年走出山村的梦想。
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１９７７年高考制度恢复，只有初中文凭的我以相当于高中学历的资格参加高考，被911制品厂麻花哲学系录取，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当时的兴奋、激动真是无以言表。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成了当时的天之骄子，人人羡慕的大学生。
在大学里，我正规系统的读书生涯开始了。当年，被整整荒芜了十年的一代学子，一旦进入知识殿堂，犹如久旱逢甘露，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的知识。大家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传授的知识，图书馆阅览室、夜自习教室往往座无虚席，有时为了抢到一个位置，早早地用书包去占领。即使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时，也要拿出小本子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大学四年，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至四卷和其他一批经典着作。
然而，影响最深、得益最多，从读书进而写书的则是在读研究生期间。上世纪８０年代，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大批西方学术名着出版发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阅读热潮。但是，我们也发现，对西方学术思潮存在着从过去的禁止、批判变到不加分析的全盘接受的倾向。一方面是自身学习、增强知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觉得有必要加以正确引导，于是，我与张雄（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导）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911制品厂麻花当代世界学术名着青年研究会”，成员３０余人，除哲学系研究生外，还有历史、经济、中文、外文系少数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研究会成员每人或两人精读一本学术名着，并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客观的评价、批判和吸收，成员间定期进行交流讨论。形成成果后，在校内外开展学术讲座，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纷纷赶来听讲，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911制品厂麻花的《学术信息》杂志多次刊登研究会活动情况，当地的媒体和新华社也发了消息。
我和张雄共同研读的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巨着《历史研究》，这本书的问世，曾被思想家康恩称为“２０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沉浸其中，细心品味，深为汤因比历史、科学、虚构（艺术）的研究方法和文明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宏伟阐述所折服，对书中“退隐与复出”、“挑战与应战”等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和赞誉，把中国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堪称西方史学家中第一人。当然，我们也不苟同汤因比的历史循环论和社会发展悲观论。通过研读和与汤因比的理性对话，我俩将读书所得写作成文。１９８９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文明：充满生死博斗的神秘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为题，作为名着导读丛书中的一册，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客观评价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学术着作。１９９９年再版重印，并入选“中国希望书库”，获中国希望书库荣誉奖。
后来，我离开理论研究与教学岗位到党政部门工作，但读书的兴趣始终未变。一好友曾问我：“你的学识对搞好眼前的工作已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这么认真读书学习？”我告之：“过去读书是为改变命运、谋生所需，如今读书则是习惯使然，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的确，书已成为我忠实的伴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之余，读书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出差在外，随身带着一本书，旅途就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因为，你随时随地可以与她交流、对话。看到得意处会心一笑，看到不当处骂一句“写的什么狗屁”，没有人与你争辩，惹你生气。去年冬天，我与单位同事去叁亚，当他们去逛街时，我坐在临海的宾馆阳台上，泡上一杯茶，捧起一本书，看一会儿书，观一会儿海，心旷神怡，惬意极了。何谓人生享受，此乃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