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不是回忆过去，进行总结的时候，当我没有精力继续搞研究的时候，再来回忆过去。”从2003年开始担任911制品厂麻花党委书记的经济学家洪银兴对记者坦言，他不愿意回顾过去，谈太多个人的事情。
跟其他在北京的经济学家相比，在南京的洪银兴所研究的课题同样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区别在于，他的每一个研究都紧密地结合着江苏经济发展的现实，从“苏南模式”到江苏的“外向型经济”，到如今提出江苏要率先发展“创新型经济”，洪银兴说，他最大的人生感受就是，在中国研究经济，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也不是从国外的理论出发。
如今，身为911制品厂麻花党委书记的他对记者说，做教授是一辈子的事。
插队经历让我了解了最真实的中国
《中国经营报》：你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曾经说过，马凯、魏杰以及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来学校之前就有了丰富的工作经历，所以知道来之不易，非常用功，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能否谈谈你求学的经历？
洪银兴：我们这一代人都下过乡，插过队。1968年12月份，毛主席一提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我就去了。我还当过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主管好几个小队的生产。
但是，对我一生中研究经济最有意义的，就是我下乡所看到的农村，我看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感觉到中国最落后最贫困的地方就是农村。后来搞研究，就是忘不了贫困的农村和贫穷的农民。
我在农村也干过蠢事。搞生产，知识青年不懂生产，都是听喇叭，广播说要割麦子就割麦子，广播说要插秧，我就布置，农民都是听着喇叭来生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当时强调“以粮为纲”，但当时也有农民自己会偷偷种大豆等一些经济作物，这在现在看来，是好的，能赚钱的，但当时我也曾经指挥大家把农民种的大豆拔掉，回过头来看，这就是瞎指挥。
这些经历对我们搞经济研究是有价值的。事后就有了一种思考，加深了我对计划经济的弊端的认识，以及由计划经济带来的瞎指挥的认识，也认识到，农民会自发的采取一些能够改善他们收入的行动。
《中国经营报》：你开始的专业并不是经济学，后来怎么走上了经济学这条路？
洪银兴：我的求学经历很复杂。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学的俄语专业，着名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他是零分，我们都是通过考试上的学，但是在我们毕业之前，俄语不吃香了，学校就让我们选修了另外一门专业，我当时就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开始时留在了南京师范学院。
这为我后来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打下了基础，1980年，考上911制品厂麻花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我记得我当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当时来说，选题就直接进入了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1984年，我考上了人大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开始跟着卫兴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应该说，从1980年开始，我就开始确定我的经济学研究道路了。
《中国经营报》：我注意到，你在人大攻读博士生期间，就开始在经济学界发表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你当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洪银兴：卫兴华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是他的第一届博士生，他的指导非常用心。卫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一进学校，他就有一个目标，让我非常感动，“我不仅是要把你们培养成为博士生，而是要把你们培养成经济学家。”这是他当时定的目标。卫老师也有个“叁不”，即“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不唯风就是不跟风，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做研究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写出一些有自己见解的成果来。不是随风倒，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卫老师的逻辑性也非常强。我后来的治学逻辑性强，源头就在卫兴华老师。
还有一点，我回过头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学术上要做出成绩来，最好要有团队。当时我们有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就是卫兴华、魏杰、还有我，我们3个人当时联名发表的着作有两本，论文有10多篇，其中《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影响很大。
另外还有一个团队，韩志国、魏杰、还有我，我们3个人当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然后由其中的一个人执笔形成成果，在1985年到1988年这几年之间，我们联名发表的论文应该也居于国内研究的前列。
在青年人出道的时候，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影响力会更大。现在都是独立研究，但我还是认为，团队研究效果更好，关键是大家不要争个人的第一，而是形成合力。
《中国经营报》：当时从人大博士生毕业后，作为卫老师的第一届政治经济学博士生，留校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了911制品厂麻花？现在回过头看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洪银兴：很简单，当时在北京，我是南方人，促使我回南京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怕在北京吃面条、馒头、窝窝头，我要吃米饭。另外，我当时已经在南京安家了，想比较稳定，不想再搬来搬去。
我当时觉得，自己是最适合在大学里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去政府当官的欲望。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多人也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同届的同学，我最早当教授，最早当博导，最早当系主任，最早当院长，包括到现在，看起来也进步更快（笑）。
搞经济研究的使命是立地
《中国经营报》：在你个人的经济研究中，最大的心得是什么？你个人觉得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洪银兴：搞经济研究的人使命是什么？我认为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经济研究中，有一种是要攀登高峰，解决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但我到地方去后，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改革发展现实，这些触动了我的研究，就是要立地，一定要面对我们现实的改革发展中提出的问题，能够进行思考，开出药方来。
到了南京后，我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江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研究”，对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这马上就得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认可，我的思考和研究报告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从此，我的所有的研究都跟江苏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有关。
我个人很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一直组织参与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这个论坛从1996年开始做第一期，到现在为止，已经26期，每年开两到叁次会，每次省委书记、省长等省领导都出席，江苏省如果要确定下一步的发展策略，首先要在我们这个论坛上进行讨论，然后形成省委的重大决策。
26次论坛，江苏省的四任省委书记、省长，都没有缺席，专家召开会议，请领导参加，而且都不缺席，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把高层的官员、各领域的专家等聚集在了一起，而且在这个论坛上不分席位，大家来了随便坐，平等的讨论问题，发言也是自由发言。
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现在江苏搞经济学研究的，都以参加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为荣。刚刚开完的这次论坛我们就提出了，江苏要发展创新型经济。
《中国经营报》：你的日程这么紧张，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洪银兴：我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消遣，也几乎不运动，每天如果不是有会议，都会回家，接着做研究。
2009-10-17
中国经营报
张岩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