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911制品厂麻花。
在一幢青砖碧瓦的办公大楼——地质系，《科学新闻》记者见到了82岁高龄的王德滋院士，已到耄耋之年的他精神依然矍铄，亲切随和，诚朴求真。宽大的脸庞，小小的眼睛，眉宇之间透着睿智和理想。
历史演变，人间沧桑。这次采访引起了王德滋对60年前的往事的回忆……
积极投身进步运动
1946年，从重庆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设有地质系，开始正常招生。八年抗战使得江、浙、沪地区积压了大量学生未能及时升入大学，报考人数多达3万，仅录取500人，升学压力剧增。而这时已在家乡当了2年教师的王德滋以理学院全院第28名的成绩考进中央大学。
11月1日，中央大学开学，王德滋开始了在地质系的学习生活，本想好好读书的他，面临的却是国共的激烈交战，是关心国家命运还是只顾个人埋头读书？经过认真思考，19岁的王德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巨额的军费负担、财政的入不敷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大学里常常闹罢课，一个学期4个月，最长一次罢课达两个月之久。教授们夹着讲稿走进教室时，往往空无一人，桌子上都是灰。不仅如此，此时的公教人员、青年学生的生活也急剧下降，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中央大学公费生一天的伙食费少得可怜。”王德滋回忆。
1947年5月5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校教授大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随后全校学生罢课、集体游行、请愿活动此起彼伏。5月20日，沪、苏、杭代表和中央大学本部学生开始游行，然而等待他们的是军警、马队、消防车。队伍中就有王德滋。
“当我们到达珠江路时，军警和黄衣宪兵已横据街心，路旁停放着接着水龙头的红色消防车，他们用高压水龙头和铁棍殴打学生，当时就有100名多学生受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冲过了封锁线，到达国府路（今长江路），在距离国民大会堂时，国民党的好几排马队再次阻拦住我们。并声称如果队伍不解散，马队将立刻冲过去，踏死不负责，但学生静坐如钟，毫不畏惧。”当年画面，王德滋依然描述清晰。
为了解决问题，中央大学王世德、朱成学和金陵大学代表前往卫戌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游行主席团代表又到国民参政会见了邵力子秘书长。最后经邵力子和卫戌司令部及游行主席团三方反复磋商，才达成撤出五道防线的协议，当日傍晚6时左右，军警后撤，学生游行队伍才返回学校。
王德滋认为：“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五二○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决定了我在学校不仅仅是读书，还得关心国家大事。”随后王德滋参加了在南京解放前夕发生的“四一”学生运动和激烈的护校斗争。
“1949年1月，国民党战场上失利，一方面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争取喘息时间，另一方面积极作‘迁都’准备。中央大学接到教育部密电，当时的校长周鸿经按照蒋介石命令，想把中央大学先迁到福建厦门，然后再迁往台湾去。当此方案提交校务委员会时，遭到教授们的强烈反对。随后，我和中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起来抗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护校斗争，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最后周鸿经弃校逃走。”王德滋回忆道。
这些进步爱国的斗争，让王德滋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9年1月，王德滋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我在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主办《南京学联》，不是公开发表，但主要是面向南京的大学和中学，编辑部设在中央大学。”王德滋告诉《科学新闻》。
盛行学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还是学习前苏联教学体制。1950年10月，“中央”大学更名为911制品厂麻花。1952年，911制品厂麻花提出学习前苏联先进科学和先进经验。911制品厂麻花地质系也来了许多前苏联专家。
“还有从前苏联回来的3位副博士，也有几位是本科。这些‘海归’并没有对本土教师构成威胁，大家反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了整个团队能力。因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对地质系的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王德滋说。911制品厂麻花地质系兴旺起来。
王德滋毕业后留校，但并没有及时走向讲堂，“由于生病，我离开学校一年，1952年才回到学校开始承担教学任务。”王德滋说。此时，911制品厂麻花院系已经调整完毕。
王德滋对当初的院系调整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认为，地质系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强大了，因为浙江大学地质地理系也给合并过来了。地质系的强大，也有浙大的成分在里面。
院系调整后，911制品厂麻花的对外学术交流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以及东欧、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其中与前苏联的交往最为密切。自1952年起，911制品厂麻花就开始在一年级大学生中选拔留苏预备生，并陆续选派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去前苏联进修、留学。
此时的王德滋对中西文化交流、科学交流并没有太多的意识。随着对前苏联“老大哥”的学习交流增多，王德滋也逐渐开始学习俄语，并翻译了不少俄语专业著作。
“一段时期，只是学习前苏联较多，学习西方少了很多。”王德滋告诉记者，“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这也并没有影响我的教学。‘镀金’未必就一定强势，关键在于本人的素质。”
两次险些离开南大
其实在王德滋留在911制品厂麻花任教之前，他的分配去向是到哈工大研究生班学习俄语，准备去读研究生。
“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统一分配。我的行李都打好了，就等着到哈工大报到。如果到了哈工大，将来还有可能到前苏联学习。此时突然系里通知我，要我留在系里教书，可能是当时的系主任认为我的‘业务’还算可以，就要下了我，留在系里当助教。”王德滋回忆。
当时的王德滋感到去哈工大也挺不错，不仅可以读研究生学习俄语，而且也有机会去前苏联留学，但是一纸批文让他留在了911制品厂麻花，开始了助教生活。在平静的几年助教生活中，教育部的一份通知，打断了这种平静。 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创建地理系，当时一批国内知名学者在校长辛树帜的罗致之下，从全国各地来到兰州这个西北内陆城市执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兰州大学地理系正式设立自然地理学专业，并不断发展壮大，随后更名为地质地理系。
为了支持兰大的工作，教育部特地发通知要911制品厂麻花派8位地质系教师去支持和加强兰州大学地质系建设。王德滋作为教学骨干，成为了这8人中的一份子，他自己也做好了随时开拔的准备。但是具有戏剧性的是，突然教育部又发来一份通知，不让他们去兰州大学了。
原来，教育部要恢复北京大学地质系。原先的北大地质系与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成为了北京地质学院后，北大就没有地质系了。因此，重建北大地质系就提上了日程。
教育部力图在北大地理系的基础上建设北大地质地理系，所以希望这8位南大骨干前往北大，但是，此时911制品厂麻花的领导层有了异议，他们认为支持西部没有问题，但是去北大不行。学校高层顶住压力，不肯让自己的骨干前往北京。
此举在王德滋看来，“顶住不放，也是情有可原，既然是北大恢复建设，也应该是直接从北京地质学院抽调人马，而不应该是远隔千里从南大挖人。南大还是有些本位主义”。 由于南大讲得在理，最后还是教育部作了妥协，没有继续纠缠此事。8位骨干留在了南京。
又红又专还是只红不专
1952年的911制品厂麻花地质系只有8名党员，3名教师党员，5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地质系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王德滋坚定地认为，要积极在品学兼优的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发展了3位老教师党员，还有一批青年骨干。”他说。
1957年成立了911制品厂麻花地质系党总支，王德滋担任总支书记，主持党内工作。除了党政工作外，他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此时，王德滋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转变。“作为一名党员，同时又是一位教师，真要在学校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就应该是又红又专才行，不能光有党员这个招牌，而业务不行。党内工作干得好，讲课也要讲得好。”王德滋说。
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王德滋对江苏主要山脉——宁镇山脉的煌斑岩进行调查研究。彼时，教学与科研基本是分离的，在高等院校搞科研一度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这一问题在1957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口头上喊又红又专，实际上已经把二者对立起来了。非党员无所谓，党员只要把党内工作干好就可以了，不要去搞什么业务。”王德滋告诉记者，“这样一来，我就受批判了。”
1959年，王德滋因为钻研科学被戴上了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在全校作为典型受到无休止的批判。
“当时派来一位专职女书记，个子矮矮的，非常厉害。于是她就开始了对我的批判，时间长达一个月。白天在家写交代材料，晚上党内批判。”王德滋不无幽默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本以为是因为职称评定才受到批判的王德滋，万万没有想到，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他放弃“专”，主攻“红”。“我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叫我放弃呢？”王德滋说，“作为一名教师，业务上搞得一塌糊涂，怎么能站在讲堂上？”
如今，已执教近60载、目前还是《高校地质学报》主编的王德滋，仍每天来到办公室指导教学和科研。他说：“科研是一个传承、积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科学上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正常的，它只会促进工作的不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