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族四兄妹——冯焕（美国通用公司高级工程师）、冯康（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冯慧（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冯端（著名物理学家）——功成名就，名声显赫，冯氏家族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地位。
冯端，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46年于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开始了在中央大学60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活。现年86岁的冯端不无感慨地告诉《科学新闻》：“可以说是家庭给了我良好的影响，一个宽松的环境。大哥冯焕为我们带了好头，我们几个大致遵循了类似的途径：从苏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到苏州中学，然后就读于‘中央大学’。”
从911制品厂麻花西门出去，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南秀村巷走进去，来到伯明楼，冯端住于此。进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杂乱地放在椅子、桌面、书柜和地上，到处都是打开的书和零散的纸片。
安定的教师生涯
1923年冯端出生时，大哥冯焕已经8岁，因受到大哥的影响，冯端从小就喜欢读书，常在家中翻阅兄姐的高年级课本，后来上到小学高年级，更是发现读书的天堂——学校的图书室，即便现在回忆起来，冯端还是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图书室有四卷本《胡适文存》等书籍。这些不是小学生能看得懂的，但我还是经常去翻阅，觉得蛮有意思的，久而久之便也有了些许感悟。”
“冯端小时候对地理也深感兴趣，他将世界地图集看得滚瓜烂熟，各国形状及首都名称均了然于心。他对天文也很感兴趣，自制了望远镜，知道很多星座的名称和位置。”冯端夫人陈廉方在一旁做着旁白。
1942年考入中央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已西迁至重庆。此时的冯端已经感觉到国民党的腐化，很同情进步活动。“一生作为无党派爱国人士，我只能说自己是党的‘同路人’。”冯端说。&苍产蝉辫;
中央大学回到南京后，冯端担任了物理系的助教，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做一些工作。“当时大学毕业，也可以到中学教书，但中学教师不是很稳定，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而大学教师是一个相对安定的职业，有发展，而且还有可能出国进修。因为机会还是好的，所以就选择了留校任教。当时大学入学时，班里还有十几个人，但最后毕业时仅有3人。”冯端告诉《科学新闻》。&苍产蝉辫;
不一般的老师
1945年，抗战胜利，此时的中央大学正在积极筹划东还。吴有训调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同时还带来了赵忠尧教授，让他担任物理系主任。在中央大学首次开设“原子核物理”课程。 在课堂上，赵忠尧直接用英语讲课，这和中大其他教师的做法不同，由于冯端的英文比较好，就直接记录讲课内容，而他的笔记就被其他一些助教传阅。
“赵忠尧先生还带我作毕业论文，主要是总结两篇文献内容，其一是Smyth报告，这个报告是美国军方批准发表的有关原子弹科技的综述，另外一篇是玻尔和其学生Wheeler写的有关核裂变的液滴模型。”冯端回忆。
当年，吴有训执掌中大，赵忠尧执掌物理系，这可能是国民党政府发展原子弹科技研究的一部分，即计划在迁都南京之后，在该处建立核研究中心。主要由吴有训掌门，赵忠尧具体负责实施。当时还计划请在美国核研究取得出色成绩的吴健雄教授等人回国执教，同时再派一批数、理、化方面的教授各带两名青年学者出国。数学方面由华罗庚带徐贤修、孙本旺；物理方面由吴大猷带李政道、朱光亚；化学方面由曾昭抡带唐敖庆、王瑞铣出国。
当时的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权威专家，三位一体，组成了原子弹研制的“黄金搭档”，“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已俨然成形。 “这些可能是俞大维为蒋介石出的主意，传闻蒋介石当时听到原子弹爆炸后，就对俞大维说，我给你若干万元，你也搞一个原子弹出来，俞大维的回答是，光有钱是不行的，要有人才。所以我留校当助教可能和此事有关系。”冯端说。
然而，不久，赵忠尧就出国了，其间曾将几箱电子器件带到中大，中大教授周长宁就用这些器件做了一些探测宇宙射线的计数器。1951年，赵忠尧先生回国时将国外购置的直线加速器主体带来，安装在了北京原子能科学院。
当时，另一位教授钱临照先生对冯端的影响也很大。1946年秋，钱临照在南京参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曾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兼教授光学课，当时的冯端虽在校任助教，却乏一面之缘。一直到1948年秋，中国物理学会南京分会在九华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会，才使冯端有幸认识钱先生。
“当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参观所内仅有的两台主要实验设备：感应电炉和X射线衍射仪。这使我感悟到要进行固体物理的研究，样品的制备和其表征都是至关紧要的。可以说，钱临照为我上了很有启发性的一堂课。”冯端说。
教课从简到难
当时冯端留校助教的主要工作是带实验课，并帮助教授批改习题。直到解放后，才开始上一些不重要的普通物理课，如医学院、生物系和化学系的普通物理，也开过一些很难教的物理课程，如数学系长达三个学期的理论力学，采用的全是陈旧的前苏联课本，到第三学期才改用新近的美国课本，收到较好的效果。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国内正好处于学习前苏联的热潮中。1953年后，仿照前苏联制度成立了诸多专门化教研组，冯端被分配到最初成立的金属物理专门化教研组。当时施士元教授、程开甲教授都在此教研组。王业宁担任教研组秘书，冯端曾辅导过施士元教授的X射线晶体学，用的都是英文教材，后来就接替施士元开始上课。
从1956年起，冯端才开始教授物理系的普通物理的电磁学部分，这是大班课，当时物理系和天文系的学生多达200余人，在没有扩音和隔音设备的教室里（其实就是茅草屋里）必须大声吼叫，才能让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听见，简直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由于冯端能将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知识与物理学领域的规律融会贯通，表达生动又精炼透彻，所以深受学生的欢迎，常常会出现教室爆满的现象。
“这以后，我几乎教遍了物理学的各种课程，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从实验课到理论课，都能应付自如。”冯端说，在他的办公室、书房，长期都铺满展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 “冯端先生博览群书，有书必读，当然他更不会放过他的专业书籍，他还关注许多国外文献。一有新发现，便马上告诉学生，指导他们去看有关材料，甚至复印好了送给他的学生。”陈廉方说。
“小家”、“大家”兼顾
自进了大学以后，冯端就没有再上过英语课，受到的正规英语教育基本是初中和高中打下的基础。但课堂内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数学、英语和国文基础，而课余的大量阅读也使他眼界更加开阔。他的英语读、听、说、写都能应付自如，完全得益于大量阅读英语著作。“我靠的是中学课堂教学的底子，以及后来自己的多看多用，习惯于用英语思考。”冯端说。
和冯端同龄的老一辈科学家许多都曾出国留洋，然而大学毕业之后的他并没有考虑过出国继续深造。
解放前，冯端因家庭原因导致他没有出国留学，“因当时，我的大哥冯焕和姐姐冯慧都在美国留学，二哥冯康到前苏联留学，老母亲在家要有人赡养，所以我就没有出去，必须留下来，这是为了‘小家’。”冯端讲述道，“改革开放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进修和工作。但实验室尚在初创阶段，我要出谋划策，争取经费与设备，工作十分繁重，我不能离开实验室，实验室也不能没有我，于是我就分期、分批地将出国名额推荐给了系里的年轻老师，自己则坚守岗位，筹划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所以这是为了实验室这个‘大家’。”
留校任教的冯端的主要任务就是实验和教学，那时基本没有科研，实验设备都为教学服务，自己进行科研的条件一般不具备，直到解放后学习前苏联体制，建立了许多专门化，有了一点实验的基础，也开始有一些设备。刚开始工作主要是靠一台大型的金相显微镜，直到“文革”前，才有一台电子显微镜。
1958年，对冯端来讲，是一个好机遇，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的转折。1958年前，施士元和程开甲教授领导金属物理教研组，1958年之后，两位教授均调到核物理教研组，于是冯端就担任了金属物理教研组主任，开始领导难熔金属中的位错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随后1973年，在冯端的建议下，金属物理教研组改为晶体物理教研组，开始从事晶体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学生继续沿用冯端的思路，不断延伸发展，作出了许多成绩。 实验室的建立造就了许多人才，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科研人员。“我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是我创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领导了许多重大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批非常优秀的科研人才，还写了许多专著和科普读物。所以，我感到很欣慰，无愧无憾。”冯端说。
参考文献： [1] 《追念钱临照先生》——《钱临照文集》读后感, 2003, 2:71-75
摆2闭&苍产蝉辫;《物理》,&苍产蝉辫;2008,&苍产蝉辫;37:264-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