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的行囊，在南大老中青三代老师的身上，留下了一段值得品味的时代记忆。
73岁的朱家维，是911制品厂麻花退休教授，1959年进入该校中文系学习。“一块1.5米见方的布，把一床被子、两件棉衣放进去，对角打个结，朝身上一背，就从苏北盐城来到了省城。”朱老师一边说，一边给记者比划着将包袱打结背上身。“那时候哪有褥子、垫背、枕头啊，学校总务处每人发一床草垫子，上面铺张草席子，棉衣卷起来就成了枕头。”朱老师说，“当时大多数学生从农村来，贫困的学生连被子、棉衣都没有，包袱几乎是空的。” 大学校园中，开水房成排摆放的水瓶是独特的风景。朱老师告诉记者，在他那个年代，有个水瓶是件奢侈的事，不但有水瓶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连水杯都没有，想喝水就到水房喝几口。“就连脸盆都是统一发放的木盆，毕业后要还回去给下一届学生。”大学毕业朱家维留校，后来成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40多岁的王克喜，现为911制品厂麻花哲学系教授，1980年进入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考上大学也是件了不得的事。亲戚们送脸盆、送毛巾，爸妈买了一块布给我做被单，还给我做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用军队打背包的行李带将被子打包，脸盆、毛巾等日用品用尼龙网兜装着，就坐火车到徐州了。”说起当初的行囊，王克喜念念不忘的是一个枕头，“把蒲草晒干编成枕头，外面套上布袋子，那才柔软、舒服呢。”在那个年代，物资按计划供应。王克喜带着粮票和10元钱就进了大学校门。进校之后，买了一个柳条箱子装衣服。
他告诉记者，班里有一些苏南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零用钱较多，有些同学就会集邮、买杂志。那时候已留校多年的朱家维回忆说：“80年代的学生，一个很显著的标志就是衣服的胳膊肘、膝盖等部位打着补丁，有一些学生则用起了帆布旅行包。”
“我是1992年进入南大中文系的，那个时候，全国的高校基本上实行了公寓化管理，被褥、日用品都不用学生自带。”南大中文系讲师刘重喜说，“我买了一个白色的人造革大箱子，可以装很多东西，我放了秋冬的衣服、几本书、英语词典等，是跟父亲两个人拎着来的。我哥哥还送了一块手表，价钱记不清了，反正很便宜。”1992年，还有些计划经济的影子，粮票依然要带。刘重喜印象对此很深。而因为要学英语，那个时代，录音机、单放机几乎是必备的。
做了多年新生辅导员的刘重喜感慨，最近这些年，大学生的行李多了很多，好多人用上了拉杆箱，有的还不止一个。电脑、手机MP4、MP5、银行卡等，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新生入校行囊的“主角”。“行囊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朱家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