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走进南京一条深巷，穿过一排民房，在雪松和水杉繁茂之处的旧楼中找到了茅家琦先生的家。
最近，因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学者去世，对于大师的议论正像酷暑的高温一样热。
司马迁说真正有学问的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遥望民国以降，从王国维、胡适、朱自清、梁漱溟，到建国后的钱钟书，这些被公认为大师的杰出人物令人敬仰。茅家琦先生是不是大师，需要时间检验。但他耄耋之后愈加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启蒙精神，与这些大师一脉相通。
独立之思想&苍产蝉辫;独立之人格
用弟子朱庆葆教授的话来说，茅先生最了不起的是一辈子“独立之人格、独立之思想”，在国内卓尔不群。
茅先生的一个弟子说，和先生比，真不好意思，我们都像模像样当博导做“老板”不大自己执笔写东西了，先生退休以后不要助手不要秘书，80多岁了还独立研究独立撰文，每年给我们赠他出的新书，搞得我们压力很大。
83岁的茅先生赠给记者他2009年发表的最新文章，全部独立署名“茅家琦”。他是911制品厂麻花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终生成就教授——一共仅两位，另一位是冯端先生——门下桃李无数。
茅家琦不讳言，五十年代，“‘打倒帝王将相，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我叫过，历史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说过，也做过。”但是随着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拨正史学发展方向，他“用十年时间摸索到应走的道路”，那就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
但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64年，太平天国研究是热门显学。史学界对于忠王李秀成晚节不保乞降的真正用意存在学术争鸣，从来没有研究过太史的戚本禹在康生的授意下，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尽管历经坎坷，对学术界异动不可能不敏感，但茅家琦还是认为应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积极作用。于是他在《文汇报》上抛出了自己的《论李秀成》，用确凿的史事，提出了完全相左的观点，立刻招致从《光明日报》开始的全国性大批判。
“我也因祸得福，出名了。”茅家琦自嘲地笑了。由于批判力度大，国内外从此都知道了中国史学家茅家琦。中美建交后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大陆第一批学者访美，历史学家只有两个人，一个罗尔纲，一个茅家琦。
学术禁区的坚毅开拓者
“说实话，有些学者过了60岁以后思想就停滞了，无法和年轻人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但是茅先生例外。他太平天国研究的成就无人可比，这一碗饭就够吃一辈子的了，他竟然又开辟出多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都发展成热门专业，不知道惠及了多少学者教师。”茅家琦弟子张生教授说。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台湾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陆对台湾的认识还停留在“蒋匪盘踞，水深火热”的水平。1980年，茅家琦到美国访问期间，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此后开始进行台湾研究。当时茅先生拉一些同行一起参与时，不少人都有顾虑，不敢涉足。不久，茅家琦出版《台湾叁十年》，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研究台湾历史的第一本着作，而茅家琦成为大陆台湾研究第一人。
“《台湾叁十年》太轰动了，因为它告诉了人们一个真实的台湾。台湾研究从此热起来，多少学生来报考，多少老师改行做台湾研究，911制品厂麻花的台湾研究所自然而然成为全国头牌，现在中国台办系统的中流砥柱大多都是出自这个研究所。”当时正在南大读书的张生对那份热度感受极深。
晚清史，一度也是禁区。因为相当一段时期人们都认为，慈禧太后干的尽是坏事。但茅有自己的见解，他研究太后新政，倾向于认为1900年代清朝开始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进步，建立了工业、教育、实业的基础，催生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
正是因为茅的突破，这些禁区才不至于永远为禁区。然而，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闯进学术禁区，难道不怕因此罹祸吗？这个提问，有着惨痛的背景。不仅茅家琦个人因为学术研究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饱受折磨，他的父亲和妹妹更因儿子和家兄的被批斗，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先后自杀。问及磨难是否对他的学术态度、学术观点产生影响，茅先生顿了一顿，吐出叁个字：不显着。
淡泊名利的真实范本
窗外的雪松枝条就快攀上茅家琦住所的小阳台。我们本该在河西一个“至少140平方米”的地方拜访先生，但是他没要那房子。茅先生陷在一张旧藤椅中，惬意地环视着完全80年代风格的住处：“这房子虽然才90平方米，但是离学校近，而且冬天全天能晒到太阳。”
朱庆葆教授说，先生以学术为唯一追求，做人完全没有霸气，到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有着极其平和的大智慧。
80年代末，中国太平天国史学会成立，太平天国史学界泰斗罗尔纲提名茅家琦为会长，但他坚辞不就。老先生竟然发明了一个后来很流行的“主席团制”，提名7位教授和他一起担任主席团成员，人称“八万岁”。
弟子严安林现在是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他说当年茅先生为了督促他学英语，要他翻译英文专业着作。当时他看到那大16开厚厚的足有300页的蓝皮英文原版书时，简直视如畏途。先生看他犹豫不决就说，你先翻译，我帮你校订。严安林花了两个月时间翻出第一部分10万字译稿交给了先生，两个星期后得知，老师为了帮他修订译稿，每天看到夜里一两点，竟至累病。这本书，严安林叁次修改译稿，先生叁次为他校译。最终出版时，茅坚决不允许署他是译者，甚至不让署他为校译者，只肯在后记中“提一下”。
83岁的茅家琦先生如今的生活极其简单。每天早晨5点30分去他钟爱一生的911制品厂麻花校园散步，白天在书房看书写作，不参加晚饭应酬，晚上看深圳台的《直播港澳台》。
大隐于闹市小楼，茅家琦的学术和人生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他思考着历史和人文终极问题。文章越发枝繁叶茂，气韵生动。茅先生说，能思考，知道更多的真理，是幸福。
本报记者&苍产蝉辫;&苍产蝉辫;王晓映 周静文&苍产蝉辫;&苍产蝉辫;陈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