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苍产蝉辫;911制品厂麻花校长：呼吁加大教育投资
2009年，对911制品厂麻花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叁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执掌帅印刚3年的陈骏对记者袒露他的治校方略时说：“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记者：从2009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2009年推出？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50%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25%，余下25%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叁叁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叁”指人才培养分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叁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叁”指多元培养阶段分叁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叁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记者：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贰厂滨世界前1%的只有7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22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19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驰补濒别&苍产蝉辫;罢辞尘辞谤谤辞飞)，5年内投入35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17.5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2010年完成一座14层、包含21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骋尝翱叠础尝&苍产蝉辫;颁翱贰计划”，韩国在推进“叠碍21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10年内分别使15所和7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200名。
在2007年和2008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911制品厂麻花分别名列125和143名。差距巨大，911制品厂麻花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
记者：今年国家要制定到2020年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作为校长，你最期待什么？
陈骏：呼吁加大教育投入，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南大来说，政府投入不是绝对大头，而且现在政府投入存在问题，校级财政很少，专项经费很多，在政府投入占我们政府经费支出的60%里，大概只有20%是校级财政，是学校可以支配的，还有40%是专项经费，学校不好用的。这样一来，学校就麻烦了，一方面专项经费在教师手上，另一方面，学校养老师却困难，想给他们加薪水都无能力。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请校友、公司家、社会捐赠，这个情况还很好。去年我们的捐赠数额，全国高校居第二位，2亿，我们每年总预算是13亿，捐赠比例已经占到15%左右。我希望在中长期规划里，国家能够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为国家战略，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耶鲁大学在2008词2009财政年的“基金”收入为226亿美元；“全部研究费用支出”为4.767亿美元；“运作预算”为23.1亿美元。香港科大在2007词2008财政年的“研究资金”为3.5亿港元。目前，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大学“负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985”高校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瓶颈”。
南开大学校长：大学要克服浮躁心态
3年前的夏天，饶子和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此前他已是一位着名的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他空降的这所学校，乃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不过还是有一点黑色幽默，他一来就要面对10亿债务。
这位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说，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教育，而这一切，“我觉得就要寄希望于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了。”
记者：南开大学不久前拒绝向一个大学排名榜交费，并且公开了这一消息，为什么会这样做？
饶子和：任何事情的存在和出现都是有需求的，大学排行榜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了解和选择专业提供了某种帮助，公众对大学排行榜还是有切实需求的。对大学而言，客观合理的外部评价和排名，也是衡量自身实力水平与其他大学之间差距的标尺。
但一些排行榜有客观性，也有片面性。你是一种什么排法？就体量来说，南开大学是很小的，历来不是个大校。我们只有2万人，在国际上和一些名牌大学比，当然也是大的，但在国内规模前十强里面，我们可能是最小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1000所大学里面名目繁多，种类各异，用一把尺子能否量出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是排名，我认为南开大学是会受一点委屈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拒绝排行，不过要交钱、要赞助，我们是绝对不碰的，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一贯如此。
我们也对这种排名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南开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比他们这个排行要排得更前面。我们不需要某种形式上的评价，你也不能光看排名榜。建校以来，我们培养的人才，从周总理到陈省身到吴大猷，出了一大批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等一流人物。我们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向来不以规模和体量着称，这不会因为某些排名和评价而改变。
南开特别重视本科教学。最近美国有个统计，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得博士学位最多的、拿到美国永久教职的，其中南开出去的学生大概排在第四位左右。要是用这种排位，南开大学进前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排名有片面性，可能会把我们排在后面。
记者：最近还有一个中国大学就业能力50强的排行榜，据说这是一个极权威的排名，你们也是榜上有名。你们的就业率一直很高吗？
饶子和：对于这个排名我一点也不吃惊。南开的就业率往年都在95%以上。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没有百分百呢？我认为就业率从来就没有百分百的。有业但有些学生不就，他就要呆在家里休息。这也是存在的。
95%不容易。你要注意到，南开大学还有一些冷门学科，比如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科、马列、文学，这些学科要不要发展？这是完全需要的。要是纯粹追求就业率，我就把它们关掉了。可是这样做不对。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要克服一种浮躁心态。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有些学科是不能丢的。比如我们的历史系是全国最好的历史系之一，学生出来当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家是有限的，但历史系有些学生出来往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当部长、省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
所以说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同时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该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坚持。
记者：说说教育公平问题吧。今年一些名校相继减少了本地生源录取比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在地区招生上进行一些平衡？
饶子和：在地区招生的平衡问题上，有人要求不分名额，而有人则说现行安排也有合理性。比如西部地区，不给他们名额，那里的学生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考上这些学校，就要剃光头了，那西部要不要发展？所以还是要考虑一个均衡问题。
公平性、公正性，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和现有的名额分配，存在了这么多年，有其合理性。当然也有缺点。如果你想要将它改过来，难以保证不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也许不合理性还会更大一点。
我的意思是，改革有时需要非常慎重。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些适当调整，但不宜整个儿翻烧饼。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的3+齿，现在很多地区就已经把齿改为“综合”了。这就是说，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错误要少犯一点。当然，一成不变也是不行的。
记者：基于一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有人提议取消高考，你是什么意见？
饶子和：取消高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的。
只要有全国高考，哪怕有些孩子出生在捡破烂的家庭，他也能上大学。考试是一种公平的反映。不能说最公平，总有它的缺点。但取消考试真的就能保证公平吗？就是乡长的儿子，我们知道都比普通村民的儿子机会多一些。现在是真不公平，总算有个机会了。当一场考试下来，我能拿到600分，你是部长的儿子，才拿300分，你就没戏。
目前来看，高考是一种有效培养人才的方式。当然，如果高考再进一步结合学生平时的成绩，结合推荐，可能会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但这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是诚信社会、公正社会，如果这个达不到，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过，按现在的考试方法对待年轻人也不是好事儿。在某种意义上，要说极端一点，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摧残年轻人。但是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怎么去做？我们得想办法改革。不能一味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山东大学校长：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从中国政法大学到山东大学，徐显明已有近10年高校校长的经历。这个出身法学的校长，有着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治校思路。他说，山东大学要成为中国最具德性的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诵《论语》、吟《道德经》。
记者：在上世纪30年代，山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臧克家，当年他数学考零分，可是闻一多也能把他招到中文系来读，如果这样的学生出现在今天的考场上，你认为还会出现当年的结果吗？
徐显明：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们会让山东大学产生第二个臧克家，但高考现在还没有结束。30年代的体制，每个院都可以进行自主招生，当时闻一多是山大文学院院长，是他去说服校长一定要录取的。
今天，事实上，各大学的校长，对于自主招生权都非常慎重，我也一样，一直要求学校慎用此权。招生的根本目的就是选拔最好的学生，招生无论怎么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保证机会均等，一个是保证优秀的生源不被改革所忽略，改革的目的也是寻找优秀的生源。
记者：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似乎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校长的官僚化日益严重，你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吗？
徐显明：一所大学里有四种公共权力，第一种是政治公共权力，也就是大学的决策谁来做出。中国大学大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集体决策。第二个公共权力是行政权力，由校长来行使，对内行使管理权，对外代表学校。第叁个是学术公共权力，由学术权威来行使，一个大学里面一定要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由教授组成的一个公共权力。第四个是民主功能权力，每个学校都有教代会，教代会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大学运作过程实行监督。
体制上的重要问题，现在大家批评得比较多的确实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但是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利化的问题，在一些低层次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世俗化的问题。
行政化的主要表现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学术上的权力，另一个表现就是，用行政上的权力来替代民主权利，所以使民主的公共权力和学术上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和替代化。
记者：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几乎普遍存在，这一轮的改革中，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山大会有一些大的措施吗？
徐显明：我们会有比较大的改革。过去大学基本是关起门来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开门决策，在决策的全过程中邀请教授参加，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把决策过程变成民主的参与过程。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个改革，我们准备实行学部制，山东大学有47个学院，学科划分过细，已经使学科之间形成壁垒。过细不利于新的学科的产生，也不利于培育交叉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47个学院的基础上设立一些新的学部，它是一个学术组织，全部由学术权威、知名教授来组成，由学部去指导学术发展，将学术的发展置于教授的思维控制之下。
记者：对你来讲，做这样的改革，初衷是什么？
徐显明：我们只是在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学，使它恢复规律而已。这也仅仅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能从制度上来解决大学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第二个改革，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现在我们很多高校对老师的尊严既有第一次侵害，也有第二次侵害，第一次侵害是指一个老师进入大学以后，他没有独立的尊严空间，大学没有给他提供自己控制的研究空间，具体说就是很多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连工作人员都不如。第二次侵害，就是教师到院里面去，或者到校级机关里面去，当他推开处长的门，或者哪个办公室的门，假如这个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那么应该谁来坐？
当他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不管在哪里，当你能够做到始终是老师坐那把椅子，我们的行政工作、管理工作最终为教师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理念才能建立起来。
记者：那刚才说到的特色，现在的教育部也说要强调办学特色，就山东大学来讲，你希望它具备怎样的特色？
徐显明：山东大学属于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大学，这些特征都属于山大的历史特征。山东大学有两次历史上的辉煌，一是30年代，一次是50年代。现在我们要追求第叁次辉煌，这次辉煌从2000年山东大学和原来的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以后开始。目前我们的规模，在校生人数是全国第一。
记者：规模大应该也是双刃剑，规模大不是往往会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的障碍吗？
徐显明：是的，规模大相对的成材人数就多，但对于质量提升，是灾难性的。因为规模越大，质量提升的难度就越大，是反比例的。高质量和大规模之间，世界名校中，几乎没有一所学校能协调。所以我们就在寻找另外一种办学方式，也是山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另外，现在我们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正在酝酿中，山东大学一定会办成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