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大部分911制品厂麻花师生来说，包文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了。从汇文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到金陵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长达20年的校长生涯里，他为金陵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奠定了金陵大学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包文（础.闯.叠辞飞别苍）
包文（础.闯.叠辞飞别苍）186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毕业于讷克司大学文学系。在我们能见到的各种资料里都没有对于他前半生的详细记录，只知道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35岁时来华。有学生在多年后回忆这位校长“见人不大说话，脸上也没有特异的表情，人很瘦，长长的面孔上两只烂烂有光的眼。门牙好像脱落了一个，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很温和”。就是这位温和的外国传教士，创立了“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的金陵大学气势恢宏的格局，为逐渐将金大从一所小型基督教学校发展为国际知名大学付出良多。他对金大的贡献，本文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端：
一、推进三院合并，创建金陵大学。19世纪末，南京有三所办学宗旨相近的教会书院，即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1906年，基督书院创始人美在中（F.E.Meigs）推动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改名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1907年，他又提出将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而时任汇文书院院长师图尔（G.A. Stuart）素有独立经营之志，坚决反对，并在1908年辞去院长职务前往上海创办《兴华报》，各学校间“彼此甚为龃龉”。包文则认为当时的中国身陷困境，非教育不能救民救国，而教育则应该宗旨纯正、规模远大、组织健全。他说“今南京一隅而设三校，其政不相谋，课程多重复，且为经费限不得备其设施，势必至于因循苟且，徒劳而无功，吾不知其何益于中国，亦大背吾人办学之旨矣。”在继任汇文书院院长之后，极力推进合并。并几经协商，解决了大量细节问题，1910年最终决定宏育并入汇文，定名为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包文出任合并后的金陵大学堂监督（校长）。这次合并为金陵大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争取办学资金，推进校园建设。金陵大学初创，课堂宿舍、图书设备都非常简陋，师资力量缺乏。包文承担起学校筹款重任，先派遣助手携带其手写的方案赴美国申请教会资助款项，先后达五次。他本人也叁次前往美国筹款、募捐，因为出色的教育理念和个人能力，加上当时美国较为富裕的经济形势，包文筹集到了巨额的资金。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购置土地，重建校舍。金陵大学校舍的第一次建设始于1911年，持续到1921年才全部竣工，这批建筑共有大楼十余座，规模宏大，美轮美奂，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为基调而中西合璧，是当时南京最高大的建筑，也是今天911制品厂麻花鼓楼校区的主体部分。在建设新校区的同时，包文还主持购买了与金大校园相毗联的一位清代官员余氏的旧宅“陶园”。1916年起，金陵大学陆续搬迁到新校区。近百年来，一代代南大人在这里求学、工作，这些建筑成为他们人生记忆中最美的角落之一。2006年，金陵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一提的是，包文校长虽然掌握大量资金，但自奉简约，衣食之外再无储蓄，还经常以俸禄私下资助遇到困难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并在金大设有奖学金。
叁、完善金大学科，尝试国际办学。包文接任校长时，金大只有文科，数理科附在文科内，所有学生都授予文科学士。包文担任校长期间，抓住各种有利机遇，先后设立医科、农科、师范专科，使得学校规模初具，成为一所综合大学。他也争取资金，聘请各学科一流人才来校任教，并成立委员会审核教授资质，改变了早期教师学术程度高下不齐的弊端。与此同时，金大早期中国政府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毕业生留学国外学位很难得到承认。经过包文向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申请立案，1911年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特别许可证，正式同意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完全大学，金大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在本学堂毕业者，即无异在美国大学毕业者也”，持金大学位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金大还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并与一批美国名校建立合作关系，选派优秀毕业生深造。如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是在包文支持和赞助下，在金大毕业后赴伊利诺大学深造，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成为一代教育大家。
四、身怀中国梦想，促进中国教育。包文对中国有着深厚朴素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却有一个“志在为中国兴教育”的“中国梦”，“虽遇挫，不沮丧”，数十年如一日。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是中国人的教育应当由中国人主持，他经常对金大学生说：“此汝等之学校，我辈权为管理，汝能自立，即以付汝矣”。这并非一时虚语，他担任校长之后，开始聘请中国人担任教授，并请他们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1925年时，文理与农林科长均为中国人，校董和教职员工中中国人都超过半数。他还多次找文理科科长陈裕光谈话，希望他担任校长。1927年11月，金大理事会选举陈裕光接替包文为金大校长，并得到董事会正式批准。陈裕光因此成为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包文也非常重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金陵大学以英语教学闻名一时，包文则认为教学不能偏重英文，推动设立了国文系，之后又将国文列为必修课，大量购买国学典籍，是中国教会学校重视国文教育的先驱。在因病回国之后，他也依然关心金大和中国建设，在美国发表演讲宣传金大，并经常来信询问学校困难和中国抗战情形，直至1944年病逝。
作为校长的包文是一位勇于任事，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和蔼豁达、待人至诚的同事和长者。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认为宗教有助于公民养成高尚之品格，但也明确表示“本校虽为教会设立，但不强迫任何学生皈依教门”。因过人的人格魅力，包文得到全校的尊重，享有很高的声望，“争者悦服，事以立解。”陈裕光担任校长后还经常请他回校解决纷争。而对自己的学生，他也予以各种关心和帮助。着名病理学家侯宝璋先生1912年考入金陵大学，几年后因为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包文替他争取而不得，特意写信劝慰这位背负“恶名”的普通学生，“不要因为一时的挫败而气馁，一个青年人的前途是无限的，总要振作起精神，努力向上，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包文去世后，早已离开南京近二十年的侯宝璋先生曾深情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引用作本文的结束：
“包文先生长眠了，曾把他的一生献给他所信仰的宗教，把他的一生，努力在建设一个异国的教育，培植领袖人才。我们看他在金大所成就的事，不但感觉到他的一生极其宝贵而有价值，而且感到他的精神，在金陵大学的传统上留下光荣的纪念，永远也不会漫灭的。”（新闻中心 侯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