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尽人事，听天命”这两句话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话语。当然如果你只单独讲“听天由命”一句的话，必然会得出完全放弃主观人为努力，一切由外在力量所支配和决定的结论，然而当你完整说出“尽人事，听天命”以后，又当然会体味出这是在谈主观人为与客观遭遇的关系性问题，是在论世事有定，然绝无不变之理的问题。
从中国天人之学的思想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听天由命”“尽人事，听天命”是在“命运之天”的概念框架下所呈现出的思想观念。应该这么说，命运之天的产生是受到“以德配天”意义上的“神灵之天”观念的影响。或者说，命运之天是由非现实的神灵之天向现实的自然之天，本然之天以及心性之天过渡的一个环节。惟其如此，命运之天及其天人关系自然的带上了二重性的某些特征。具体说来，在命运之天及其天人观中既有其宗教神学的意味，也有其非宗教神学的人文意味。
我们知道，西周的天命论是在神灵之天的意义上去讨论神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它又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敬德保民”等思想观念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而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君王而言的，并认为君子所拥有的民意乃是表示上天（神）意旨。换句话说，上天（神）有着怎样的意旨其根据乃是民意。这也就是《尚书-泰誓》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名句所要表达的意思。天看到的就是百姓所看到的；天听到的就是百姓所听到的。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这里，仍然承袭着这一思想观念。在孟子看来，由谁来担任君王和拥有天下，那是“天与之”（《孟子-万章上》）的，即天给的。然而，天为什么要给这人而不给那人，那是根据民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要听从百姓的。因为百姓只拥护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管理天下的。“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通俗的说，天让谁来做君王，惟有根据某人是否有德，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子无德而就把天下交给他，也不会因为是自己的儿子，明明他有德，且受到百姓的拥戴而不把天下交给他。这一观念还是“惟德是辅”，还是“天听民的”。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西周天命论到了孔子孟子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把天、命或说天命只看成是上天（神）的意旨和命令，也不只将天的命令和职权局限在给不给君王管理天下的授受权力之上，即天（神）不仅是授君权，而是将所有非人的主观所想、所愿、所做、所能支配和决定的存在、因素、力量等理解为天和命，或天命。文化的，生死的，富贵的以及规律性的等都被视为天之所命，天之所给，天之所遇。
孔子没有给这种存在的天，命，天命下过一个明晰的定义，只是归纳了一些属于天，命，天命的事情和现象，并让人要怎样对待它。但从孔子之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命”“天命”等概念已明显突破了神灵之天的范围，试图在必然性、规律性、使命性等意义来理解它们。在孔子看来，在自然中，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是有一种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这种存在或说东西孔子称其为“天命”。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意思是说，上天如果不想灭除这种文明礼乐，匡地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认为自己肩负着上天的使命，是向世人传播历史文化，任何人不敢把我怎么样。天命所系，使命所驱，责任所在，所以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孔子是欲通过对“天”的地位及其力量的抬高来彰显文化文明传承的绝对性和神圣性。
在《论语》中孔子还与子夏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死生自有命运，富贵在于天意。死生属于人的自然现象，它当与诸多人无法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紧密相关。富贵虽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似乎与人的主观努力不可分割，但儒家这里所要告诉人们的是，许多社会现象的发生亦当是有诸多不是靠人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也有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在决定着人生的不同走向的。这一天命观是要让勇敢地去接受和顺应命运的安排，要冷静接受哪怕是挫折的事实，不去抱怨，不去责怪，保持积极的态度面对命运的种种挑战。“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此之谓也。在孔子看来，实际上这是一种修养，是有德有才的君子必备的德行呢！“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此之谓也。
对于人无法选择的天数命运，要听由之，接受之；而一切所遭皆是无常，要因循之，制用之。面对这样的天命不可不知，不可不畏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911制品厂麻花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