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叁中全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探讨人文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促进文化繁荣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杭州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与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城市发展评价专业委员会于2024年10月24—25日在浙江杭州联合举办“文化繁荣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暨2024人文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文化繁荣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形成了众多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和思想。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供稿）
人文经济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盛世豪（浙江省社科联主席，教授）
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见证着人口集聚、经济繁荣和社会活动的演进与变迁。然而，在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下，城市发展过度重视经济功能而忽视人文需求，导致环境污染、文化断裂和社会疏离等问题，进而导致各种“城市病”涌现，城市发展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发展指数”（贬顿滨），为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文发展水平提供重要参照。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再次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坚持以人为本，用“以人为中心”取代“以资本为中心”，通过激发人文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人文经济的核心在于赋予城市发展更深的人文底蕴，带来更强的创新力和综合竞争力，是推动城市能级提升和持续繁荣的关键。首先是“以文聚力”，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提高文化资源和人才要素的集聚水平，现代城市在塑造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吸引年轻人才方面显现出独特优势，为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优质发展土壤。其次是“以文赋质”，通过人文经济带来的创新力、协同力和制度力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通过推动城市的经济体制创新与社会文化建设，促进人才有效利用和文化深度融合，城市在区域间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社区网络和跨城市合作也逐渐加强，带来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制度支持。最后是“以文提能”，增添城市的人文温度。现代城市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场所，更是居民实现梦想、追求精神需求的空间。通过提供公共文化空间和丰富的精神体验，人文经济赋予城市发展的温度，推动城市走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满足居民的情感需求，构建城市的可持续繁荣。毫无疑问，未来的城市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通过人文推动文化、经济、生态和科技的高度融合，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和精神支撑。
借鉴纽约百老汇演艺业集聚区成功实践 繁荣发展杭州文化产业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
百老汇剧院的集聚始于19世纪初叶，20世纪30年代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一度衰败。20世纪40—50年代，随着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音乐剧的鼎盛发展而再度繁荣。此后，在20世纪60—8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及摇滚文化崛起等原因，导致百老汇衰退。
面临这样的困局，纽约市政府通过一系列保护和推广措施，使百老汇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如在国际旅游展中宣传百老汇演出、与旅游局合作推广折扣票、推出“回归百老汇月”等文化活动，极大提升了百老汇的全球知名度，使其逐渐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旅游地标。同时，纽约苏荷区（厂翱贬翱）转型为创意园区，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入驻，进一步丰富了纽约的文化氛围，为百老汇演艺业提供了内容创作支持。政府还出台规定，保障苏荷区租金适中，吸引创意人才在此扎根，形成百老汇和苏荷区相互助益的文化生态链。
百老汇的成功模式和经验表明，大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成功的市场运作，同时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积极引导、支持和推广。空间紧凑的演艺业集聚区或剧院区可以有力地促进演艺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集聚区应具备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的商业、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以便观众在集聚区获得一站式消费体验，并形成规模效应。
杭州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发展新型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可以借鉴纽约经验，通过建设演艺集聚区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比如，通过城市规划和政策扶持，打造演艺集聚区和促进文化人才的集聚，把杭州打造成长叁角地区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促进文化产业、旅游业和服务性消费的良性互动与增长。具体而言，杭州可以在公共交通便捷的区域规划建设演艺集聚区，打造与长叁角一体化相适应的文化展示平台，集中展示浙江与长叁角地区的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型文化业态，吸引本地、长叁角地区和全国的演艺团体来杭州演出，吸引本地和国内外观众的积极参与，推动演艺业和服务性消费增长。同时，还应重视文化品牌的打造和传播，通过定期举办艺术节、演出季等活动，吸引游客和文化爱好者。
在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中，人才是关键要素。杭州可以利用创意产业园区，引进和培养内容创作、演艺相关编剧、舞台设计、音像技术和演出人才，支持鼓励各类文化艺术人才的集聚，推动文化创作与创新，为杭州文化产业提供持续发展动力。杭州的演艺集聚区也可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并在内容创作和文化传播方面形成特色优势。
商业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梁琦（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
以往文化经济学研究总是将文化视为自变量，经济是因变量。近年来，文化经济学开始探讨文化如何内生于经济增长中。这促使我们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比如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资源配置的？我们应思考文化的空间异质性对“中心—外围”模型的影响。
集聚是空间经济的特征，因而是空间经济学的主线。集聚是如何形成的？我曾在《产业集聚论》一书中阐述了八大因素：第一层面基本因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部性；第二层面市场因素：本地市场需求、产物差异性、市场关联、贸易成本；第叁层面属于最高级：知识因素。文化因素隐含其中，但还可以更细致地研究：地域文化是如何影响资源的空间集聚的？
空间经济学定义城市是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在文化影响集聚的过程中，商业文化与经济密切相关。因此，从人文视角看城市高质量发展，商业文化是重要切入点。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个资源从农村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改革开放前，这种集聚是行政手段导致的资源配置，而且集聚的资源是物资。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地经济腾飞，史诗般的壮丽变化离不开农民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千万务工大军云集广东。全国跨省流动就业中，广东占了叁分之一，近几年达2600万。
广东之所以吸引人，与粤文化与商业文明是分不开的。粤商是最早尝试国际化的中国商人。粤商文化具有独特的商业基因，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开始对外贸易，形成了深厚的海洋文化。粤商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充分展现。
商业文化首先是商业起主导作用，公司家是传统商业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更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践行者、传播者和创新者。保护公司家，就是保护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座城市包容，才能保护创新精神，保护市场，保护公平竞争。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任平（江苏社科名家，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从浙江发端，以“文化赋能经济”的创新模式赋予经济发展深厚人文价值，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之一。随着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逐步成型，相关研究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广泛展开。学者们围绕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发展路径和主要功能展开深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研究范式将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人文经济学超越了西方经济学逐利本性带来的“人文缺失”和“价值悖论”，形成了“人文回归”的新发展观。
近年来，苏州、杭州等地搭建了多个研究平台，苏州更以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高质量创新相结合的实践模式走在前列，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中持续创新，通过综合性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之一。苏州的实践显示，人文经济不仅是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融合，还在提升经济创新力、协调社会发展、优化人居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州以“双面绣”精神，促使传统文化和现代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相辅相成，以人文精神提升城市品位。苏绣小镇的文化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园区并行发展，传承了苏州“崇文睿智、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苏州不仅通过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跃升，也将人文精神贯彻到城市建设中。苏州注重古城保护和新城开发的平衡，在大运河沿岸开展城市更新和旧城修缮工程，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优质的生活体验，增强了民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苏州样本不仅体现在经济成就上，也在文化建设和生态保护上展现出独特优势。苏州在数字文化、智能制造等领域锐意创新，并通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形成了人文经济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已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人文经济学应超越西方经济学逐利本性及其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文化断裂等弊端，展现独特的经济模式。通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价值观，人文经济学将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关系作为支点，使经济发展兼具价值导向和社会责任，避免单纯追逐资本的短视行为，最终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共进。
城市收缩与城市治理
陈友华（911制品厂麻花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时代。伴随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外流，一些村庄和小城镇已经消失。现在，取代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城与城之间的人口迁移逐渐成为主流，出现一部分城市人口扩张与另一部分城市人口收缩并存。2019年，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强调在规划中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
收缩型城市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提出，学术界对其界定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从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退化入手，二是从经济、地理、政治等多维度切入。学者们将收缩型城市分为八种基本类型，并认为有共同特征：人口规模缩小、闲置土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公共服务功能衰退等。
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多样，循环累积因果论、非均衡发展理论等多个理论模型揭示了城市收缩的内在机制。通过对比美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城市人口变化可以发现，收缩型城市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面对城市收缩，首先，要尊重人口发展规律，认识到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是短期难以逆转的趋势。尽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其次，应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推动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以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与分布。再次，在自由迁徙背景下，人口迁移具有促使人口空间自合理分布的内在机制，即实现“自发秩序”。因此，城市治理需要摆脱对人口迁移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坚定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能有效应对城市收缩带来的挑战。最后，扩张型大城市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个体在决策中应尊重内心与客观规律。政府和学者需要更理性、科学地对待人口与城市规划，尊重人口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出现“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的“吊诡”现象。
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学
彭伟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城市发展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口发展与健康治理研究院院长）
科学与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出现了科学与人文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中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愿景，不仅呼唤和催生新时代的科技与人文融合，也迫切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
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注重精神文明的提升，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价值指向。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文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西方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人简化为片面、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构建了一套分析和推演经济增长的理论范式。然而，这种假设忽略了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人性异化、物欲膨化、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解决其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难以实现的万物并育和谐共生问题。人文经济学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反对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旨在重构文化与经济的总体关系，通过文化的功能发挥，强化人文精神，确立一种能够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目前已在苏杭等文化繁荣与经济相对发达城市获得了历史性的检验。苏杭样本不仅关注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还强调历史文化传承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较好地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为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学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