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1—23日，吕梁学院召开首届晋绥学研究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晋绥学构建与研究这一主题建言献策，展开热烈讨论。此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助推吕梁学院“晋西名校、红色学府、一流高校”建设迈上新台阶。
吕梁学院晋绥学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首届晋绥学研究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供稿方/供图
构建晋绥学学术体系
◇薛晋文（吕梁学院党委副书记、 校长，二级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学界就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构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叁大体系”，作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有关专家已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晋绥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在国内学术界尚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加强。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它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晋绥学是全方位、多学科研究晋绥红色文化的专门领域学问。它具有红色文化的普遍共性，又具有晋绥地域性的独特内涵。“晋”是山西省的简称。“绥”指的是绥远省，1928年由国民政府设立，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晋绥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以1919年五四运动后晋绥人民开始革命斗争为起点，以1949年9月晋绥革命根据地光荣完成历史使命为终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吻合，前后跨越30余年，既具有一定的历史长度，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厚度。其空间范围主要为山西省西部、绥远省中东部和陕西省的神府县，西临黄河，东至同蒲铁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晋绥地区逐渐传播开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挺进华北敌后，以吕梁山、绥远大青山为依托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晋绥革命根据地由晋西北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和绥远大青山根据地联合组成。1942年8月，中共晋绥分局成立，晋绥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至此，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抗战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是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屏障，是华北各根据地内循环的重要交通枢纽。解放战争时期，它又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保卫党中央的战略后方，是外援干部的重要输出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晋绥军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因此晋绥学兼具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具有跨学科的鲜明属性和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晋绥红色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晋绥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成为一门系统性学问，晋绥学的研究对象应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它至少应包括叁个重要层面。其一，晋绥红色文化史。从纵向来看，如晋绥人民早期革命斗争、晋西游击队、红军东征、晋绥革命根据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等都应囊括在内。从横向来看，如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经济状况、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以及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等均应纳入。其二，吕梁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吕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基本内涵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它是晋绥红色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深层次构成，应予以重点研究。其叁，晋绥红色文化资源。尤其是要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让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推动红色文化产业发展，造福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大有可为。
毫无疑问，晋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从方法论上来讲，晋绥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进行学术研究。晋绥学研究一定要选取合适的方法讲好“晋绥故事”，这不仅要遵循人文学科的一般研究方法，也要引入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具体技术层面，根据不同研究内容可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心理分析法、计量研究法、个案分析法、骋滨厂系统、遥感技术等综合方法。可谓一切方法只要适合，都可以拿来为其所用。需要强调的是，晋绥学研究在起步阶段要做精细化、专业化、当代化的研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努力用红色文化资源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学问的发达有赖于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资料是衡量一门学问的重要标准。晋绥学研究资料主要有馆藏档案、报纸杂志、文史资料、文艺作品、回忆录、日记、革命文物、音像制品和民间文献等。例如：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写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均是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再如，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影印的《晋绥日报》汇编、吕梁学院牵头编纂的《晋绥日报研究文存》均是晋绥新闻研究的宝贵文献。又如，各地政协陆续整理的文史资料大多是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具有较高的口述历史价值，《内蒙古文史资料》《吕梁文史资料》《兴县文史资料》等均是开展晋绥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随着时代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晋绥学研究资料尚需进一步挖掘与整理。一是继续在文书资料和实物资料中寻找，特别是基层档案馆有待发掘。二是开展田野调查，收集民间文献，做好口述资料的整理和阐释。这些资料要分门别类进行系统化整理，以一流的文献资料支撑一流的晋绥学研究。
晋绥学的研究目标可以从学术和社会两个层面考量。其一，晋绥学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一些领域尚处于空白状态。晋绥学的研究队伍应多方参与、统筹协调、整体建设，整合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依托吕梁学院成立晋绥学研究院，精心打造一支有情怀、有温度、有责任的高水平队伍。通过有组织科研，建构晋绥学理论体系，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学术支撑。其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晋绥红色资源对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文化自信和资政育人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前最紧要的是将晋绥学研究用在当今时代，奋力弘扬吕梁精神，传承晋绥文化，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近年来，吕梁学院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尤其在晋绥学研究中，围绕吕梁精神、晋绥文艺、晋绥新闻等重大专题取得了一定成果。新时代新征程，晋绥学的发展和壮大需要各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持续努力。
深化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可行路径
◇张玮（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岳谦厚（911制品厂麻花历史学院教授）
晋绥革命根据地背靠中共中央，辐射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地，肩负着拱卫中枢的重要任务，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力量从西北一隅突破困境、走向大江南北的前进基地。与其他根据地相比，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21世纪初随着档案文献不断挖掘利用，特别是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原始资料发现才渐入高潮。近20年来，相关成果大量涌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在资料收集整理、通论性和专题性着述出版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呈现出视角多元、主题广泛的特点，形成“后来者居上”之势。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可通过以下叁个基本路径实现。
其一，在研究眼光上，观照国际局势演变机理，考量中国抗战发展进程，包括整个华北地区日伪及国民党等各行为主体所思所为；联系“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叁种政权”激烈争夺、“四方力量”层迭博弈，多维度推进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用联系而非孤立、比较而非单一、动态而非静态的视野考察根据地发生、发展与壮大，以及中共各项政策出台与抗战时局的互动因应、中共政策的具体实践与民众的理性反应。换言之，不能就根据地谈根据地，放弃对各种元素相互关系的观照，应重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及革命史与乡村史、全球史与中共革命史相结合的研究。
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历史演进中的“毛细血管”，细节过程的展示可以还原丰富多彩且有血有肉的社会场景，推动根据地史研究走向深入。细节描述依赖资料多元化，要广泛整理档案文献，重视口述史及日记、书信、回忆录收集。相较于档案等文献资料，口述史、时人日记、书信、回忆录更加鲜活生动。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离世、资料零散等主客观原因，此项资源收集异常困难，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抢救的紧迫性。报刊资料的特点决定了它能提供更多故事情节，如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境内新闻报刊纷纷涌现，牺盟会、战动总会、新军、根据地党政军民等创办报纸达百余种之多，尚待有效发掘运用。要注重海外资料的充分搜集，以加强比对互参。
其叁，在研究方法上，强化与其他根据地的比较分析。每个根据地因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内外环境不同，以及政策执行时间、推进方式、所取效果有异等因素，均带有各自特色。提取共性、厘清差异、探究成因，会产生新的认识；或者说，通过比较，可以揭示不同地区在战略选择、政策实施和社会反响等方面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丰富我们对中共革命中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共革命的理解。
点亮信仰之灯 活化晋绥红色资源
◇高丽华（吕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晋绥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时期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谱写了光辉篇章，留存的红色资源成为传承弘扬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点亮信仰之灯，需要活化晋绥红色资源，使其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再现革命场景，见人见物见精神。革命家的战斗足迹在晋绥大地熠熠生辉，重要历史事件、重要机构旧址、重要人物活动纪念地、重要领导人故居和烈士墓等蕴含着革命先烈坚定不移的信念，彰显着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石楼县红军东征纪念馆、临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旧址、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一座座纪念馆、一件件实物力求做到还原历史细节、再现革命场景，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
拓宽传承阵地，创作文艺精品。将晋绥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搬上荧屏、登上舞台，创作了一批红色文艺精品。舞剧《吕梁英雄传》、木偶戏《红军娃》、舞剧《刘胡兰》、长篇小说《红色银行》《英雄年代》等一批红色文艺精品，进一步拓宽了传承阵地和舞台。发挥红色名片的作用，设计文创产物，涵养革命老区的文化品格。如孝义市晋绣基地推出的《金山岭晨光》《全国人民永远跟党走》等一批刺绣红色文创产物，深受社会各界青睐。
数字赋能，创新宣传方式。晋绥红色文化资源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红色资源的静态陈列形式，探索开发晋绥红色文化础笔笔，推广红色文旅电子地图，推动智慧文旅不断上新，在线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逐步探索形成红色文化生产线、数字基因库和云上展馆，以痴搁剧场、础搁景观呈现在大众眼前，让红色资源焕发新生，使红色资源可看可听、可读可感。
文旅融合，用活红色资源。精心打造“铁血东征”“英雄吕梁”“晋陕联防”“走向胜利”等红色旅游线路，推出富有晋绥特色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当地百姓亦可通过开办旅游产物商店、农家乐，发展特色产业，盘活资源，进一步提高经济收入。
晋绥学的构建理路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区域学的构建亦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在中华文明共同体生成、形成的过程中，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形态与贡献。各地区域意识的自觉与相互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有助于中华文明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生成与丰富。用现代文明重新审视各区域悠久的文明形态并赋予其当代意义，尤其如此。其中，晋绥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值得我们去构建。
农耕文明形态、五四运动生发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明形态，叁种文明形态在交融中的演化、迭代过程及其当代意义，是晋绥学最具魅力与价值所在。就晋绥学的农耕文明形态而言，其农耕文明的困境与出逃的努力、具有的民间价值系统与民间价值形态、游牧文明的积极意义等，都是很有意味的话题。就晋绥学中的现代文明形态而言，它与根据地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缺乏充分深入的研究。在晋绥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鲁迅等人思想、成果自觉积极的全面引进，深刻地改变了晋绥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民众的人生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明形态，对晋绥地区文明形态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一文明形态兼容了原有的农耕文明形态、五四运动生发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成果。其中特别值得研究的，就是当时推出的以“劳动模范”为标志的一代新农人形象。这一形象从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根基或最高标准出发，显示了这一文明形态的历史高度与当代高度，具有以新的乡村文明对话现代都市文明的意义，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此外，晋绥学作为“学”不同于传统志书写作的原因在于，前者的直接对象与最终目的是呈现人本身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而后者是呈现客观的社会与历史。由此，会带来写作对象、体例构架、入选材料、写法的诸多根本性不同，这些则留待今后具体讨论。
弘扬吕梁精神 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
◇薛金莲（吕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以“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为基本内涵的吕梁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
砥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对党忠诚是吕梁精神的灵魂。全面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健全党的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守对党教育事业的忠诚，落实到行动中就是要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根区域办教育，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立足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系的价值意蕴，全面系统阐释好对党忠诚的内涵和表现，结合文化自信和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发力和着力；善用红色文化资源，构建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砥砺高校师生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和思想自觉。
秉持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无私奉献是吕梁精神的底色。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责任和使命担当，这就需要深挖无私奉献的内涵，讲好无私奉献的故事，引导高校师生树立奉献意识。在构建晋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在打造高校亮点方面要甘于宁静淡泊，勇渡学海，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凝聚力量，人人争做奋进者、奉献者；形成人人自觉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重任，在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特色化发展和融合发展上，展示新作为新担当，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不畏惧。
永葆敢于斗争的胆魄气概。敢于斗争是吕梁精神的基石。新时代，面对内涵式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新矛盾和新问题，不仅需要从吕梁精神中汲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气魄和本领，而且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全面落实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引导广大师生领悟敢于斗争的深刻内涵，把握斗争的主动性，增强斗争的针对性，在意识形态面前敢于发声亮剑，切实维护学校发展稳定的局面；需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大力弘扬斗争精神。
晋绥红色戏剧资料的种类与价值
◇李成生（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热潮，演剧活动空前繁荣。红色戏剧作为一种文艺武器，起到了战斗号角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动员与社会改造。
晋绥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资料按存在形态可分为两大类型——文书资料和实物资料。革命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及文艺群团组织因上传下达、相互交往等需要，留下了大量文书资料。文书资料主要包括戏剧文件、戏剧剧本、戏剧新闻、戏剧人日记、文集及回忆录等。实物资料主要包括道具、服装、图像和演出场所。在演剧活动中，道具和戏服必不可少，但由于生活艰苦，这两类东西相对缺乏，更多的是沿用或借用。很多剧团剧社远不能满足演员演剧的基本需求，留存下来的演剧实物主要有戏箱、幕布（多用门帘代替），服装则是大袍、小布衫和帽子。图像主要是相片、版画和画像等。演出场所主要有神庙戏台、临时搭建的舞台和农村广场。总体而言，晋绥红色戏剧资料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等特点，是原生态的宝贵资料。
晋绥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利用戏剧形式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是根据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文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晋绥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资料内容丰富，数量可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价值。其一，红色戏剧资料是研究晋绥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相辅相成，互为印证，能够立体式、全景式再现晋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其二，红色戏剧资料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基础扎实的资料依据，这些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实践的伟大见证，具有重要的教育教学价值。其叁，以红色戏剧为媒，整合其他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旅游，同时亦可为革命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提供经验和示范样本。
